听康震讲《唐宋八大家》有感每天上班有4个小时的车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熟悉的街道,陌生的人群,更迭的季节,无聊的神剧......眼中的一切都已经了无生机,枯燥至极。偶然听朋友介绍,发现了一款不错的小工具——喜马拉雅听书,其内容琳琅满目,这里不做赘述,总之,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最近,用了几乎1个月的时间,听了一遍康震教授解读的《唐宋八大家》。首先不得不说的是,解读是多么精彩,常常半梦半醒之间仿佛被带到了千年以前,随主人公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和精彩绝伦的作品一起,时而荡气回肠,时而哀怨忧伤,时而绵长持重,时而热血澎湃......“唐宋八大家”我们之所以耳熟能详,因为他们的作品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中学时代。据统计,在中学课本中,八大家的文章约占言文总数的25%,也就是说,一个中学生,他学的每4篇作品就有1篇出自八大家,学习的古典诗词中,每20篇中至少有1篇也是八大家的作品。像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苛政猛于虎”“驴不盛怒,蹄之”;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哪一个不是朗朗上口,记忆犹新?然而,若干年后,再次学习这些作品时,已不再是当初的背诵和翻译解释,而是跟随康震教授富有激情的解读一起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起伏波澜,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不仅仅是作品,还有他们的人格和气节。文武兼备的韩愈:苏轼评价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韩愈出身悲微,曾经一度饥寒交迫,却一直保持着高贵的气节。他在政治上,有理想、有韬略、更有原则;在思想上,更是儒学的坚定拥护者,他穿上铠甲就是上得了战场,深入得了虎穴的高级参谋,他卸下战袍就是才思敏捷的文学家、诗人。他敢作敢当,不畏权力,不贪功名,宁折不弯,在唐宋八大家中是唯一一个有军功章在身的文化人。情深义重的柳宗元:与韩愈一同开创古文化运动的柳宗元是名出身名门望族的“富二代、官二代”,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政治上的斗争,他后半生几乎都在被流放中度过。在形单影只的流放日子里,他面对自然吐露心声,《黔之驴》、《捕蛇者说》他用自己的笔触替劳苦大众诉说生活艰辛。当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刘禹锡要被流放到更荒凉的地方时,冒着受更严重处罚的危险,上书朝廷,愿意与他交换,因为刘禹锡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经不起长途颠簸。虽然最终皇上没有同意,但却为朋友赢得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一个高贵的血统,高贵的灵魂,尽管自己已身处逆境,仍然没有忘记更需要帮助的朋友,如此情深义重,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乐山乐水醉翁欧阳修:最初的记忆里的欧阳修作品,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读此文,似乎也跟着太守一同上山,一群人相围而坐,把酒言欢,对酒当歌,耳边水声潺潺,树林阴翳,鸟声上下,有朋,有酒,有美景,诗情画意,温婉曲折,何等美好,此生何求!可再了解当时当事,不禁又另有感慨,欧阳当时竟是被贬滁洲,无耐寄情于山水,抒情言志。想想有意思,朝廷当时失去了一位能力卓著的官员,民间却多了一位与民同乐,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的太守。一门三杰苏氏父子:宋代的六位大家,苏轼父子就占了三席,名副其实的“一门三杰”。父亲苏洵自学成才,没上过学,没考过进士,却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还培养了苏轼、苏辙两兄弟,可谓中国古今家庭教育最杰出的典范。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轼。康震教授在讲苏轼时,第一讲的标题便是“人见人爱苏东坡”。为啥人见人爱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只因为他是中国千载难遇的大才子,集诗人、词人、政治家、书法家、画家于一身,还因他热情洋溢,豁达开朗的性格,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思想境界,人与文章一样肆意洒脱,行云流水,思想和真身穿梭于儒,道,佛三界,游刃有余,也因此,全国各地都有他的朋友,有达官贵人、贩夫驺卒,也有道士僧侣,这也是使他在后期被流放到蛮荒之地也能坚强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既是一个杰出的文化大家,也是一个倍受信赖的实干家。在苏洲,他带领百姓治水栽树、修桥建坝,留给世人一个永恒的纪念“苏堤”,也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空前绝后的文化饕餮。他是文豪里的实干家,是实干家里的大文豪。我想,无论多年少过去,他的诗,他的文,他的才,都会深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的深切思念,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怀念,是面对古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怀激烈,还是“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的温婉清新……时而金刚怒目,时而柔情似水,万般傲骨,都化成了千种才情,跃然纸上。铁腕改革家王安石:印象里王安石应该是八大家里官当的最大的了,并且历经三任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君臣关系最好的是宋神宗。王安石文采出众,少年成名,二十一岁进士及第,开始了政治生涯,一路高歌猛进,政绩斐然,49岁拜相,达到事业巅峰。王安石是一个全才的文学家,他懂政治、懂经济、懂法律,懂哲学。他在任地方长官期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勤政爱民,因其恬淡名利、遵纪守道深得当朝宰相青睐,因而极力向宋仁宗举荐,而王安石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进京为官。他还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提出建立“平仓、社仓、义仓”,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群体起了到积极的作用。结合他自身丰富的地方官经验,他作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开始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但终究因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未能实施。后宋神宗即位后,因久幕王安石大名,开始起用,也开始了“变法”征程。对于“变法”具体内容,了解的不够深入,只知变法的初衷是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过程困难重重,推行艰难,结果是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其实是增加了税收,巩固了封建统治。听王安石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感觉,他生错了年代,如果生在当今,应该是位锐意改革的经济学家,踏实能干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哲学思想家,也堪当国家总理了吧?爱心大使曾巩:曾巩的文章所知甚少,听过的也只有“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我想,如果我不知,定是我无知,他之所以与之前几位并列“唐宋八大家”,文章必然是超群的,有评价其文,涉猎广泛,气势恢弘,在当时,很少有人写文章能超过他。这里想说的是,他还是位孝子,也是一位辛苦的兄长,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读书,入仕,婚嫁,全由他操办,一个人撑起了一家里的一片天。同时,他还是始终坚守本心,心性纯净。王安石未出名前,他曾向老师欧阳修推荐,后来王安石得志,曾巩却对他有了不同看法。神宗问曾巩,王安石如何?他说,王安石文章道义不在杨雄之下,但因他的吝啬缘故他比不上杨雄。神宗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何为吝啬?曾巩说,我说他吝啬,是他勇于作为,但他吝啬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虽然信任王安石,但也赞同他的看法。可见,曾巩并没有因为与王安石的旧识和王安石此时的得志而随声附和。囫囵吞枣听完,今又不知所云。希望自己以后能继续慢慢了解他们的作品,感受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