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与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

苏联的解体与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郑羽[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苏联解体前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和苏中关系正常化所导致的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特别分析了上述调整对印度、越南和蒙古对华政策的影响，阐述了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与中国新型安全关系的建立和解决有关边界和安全关系的进程，从而梳理出苏联解体对中国安全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的诸多方面。[关键词]苏联；中国；独联体；安全环境[作者简介]郑羽，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成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冷战年代的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也对独联体所处的欧亚大陆的地缘安全形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由于中国与若干个独联体国家直接接壤，独联体建立前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当中也还包含着一些（来自非独联体国家的）消极因素。总体说来，冷战年代由于苏中两国对峙而产生的中国面临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已经完全解除，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上一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蜜月关系结束后的最好状态。同时，在中国的西部，即中国与中亚接壤的地区，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一苏联晚期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变化独联体成立后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是苏联晚期开始的变化过程的继续。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内出现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恶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迅速演变成了两国的军事对峙和局部军事冲突。据西方的统计，1961年苏联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兵力为12个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前已增加到25个。1969年3月和8月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的兵力从1969年的25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在整个边境上，苏联部署了最先进的致命的武器，到80年代以前，已经包括了150多个具有核弹头的SS－20中程弹道导弹，逆火式战略轰炸机和许多战术核武器。苏联军队装备有先进的短程导弹和现代化的装甲力量，包括坦克和火炮。”1[1]与此同时，苏联开始怂恿和支持越南的反华政策，1978年11月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后，苏联不仅支持了一个月后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入侵，而且开始正式租借越南的金兰湾，并在那里驻扎了大量海空军部队。1979年12月，苏联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形成了在中国三北地区、西部和南部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中国不得不在1972年2月和1978年12月通过与美国开始首脑会晤和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来牵制苏联对中国的巨大的军事威胁。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中苏两国领导人为使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共同的努力。1985年4月17日，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比利时记者时，阐述了当时存在的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武装入侵阿富汗和在中苏中蒙边境派驻重兵。邓小平说：“如果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可以先从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新思维，放弃了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专政论”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主张将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主张两大社会体系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提出了国防政策上的“合理足够”的防御方针。从这时开始，苏联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在上述三个领域的撤军行动首先是从阿富汗开始的。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表示要在1986年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的驻阿苏军2[2]。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再次就阿富汗局势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将从同年5月15日起的10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出全部苏军3[3]。1988年4月14日，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四个有关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文件，规定苏联军队在9个月内全部从阿富汗撤出。从5月15日开始到1989年2月15日，苏联按计划完成了撤军，共撤出了3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空降师和3个独立摩托化步兵旅。1987年4～9月苏联开始了在蒙古的首轮撤军行动。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军75％，其中包括3个陆军师及全部空军、防空军部队，共约5万人4[4]。1990年3月2日，苏联军队副总参谋长在访问蒙古后与蒙古签署关于苏军撤出蒙古的协定，规定苏联驻蒙古的作战部队在1991年秋撤出蒙古，其他人员在1992年年底以前全部撤出。1991年年底以前，苏联共撤出驻蒙古的2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2个航空兵师和1个防空师。1992年年底以前又撤出了1个摩托化步兵师和驻乌兰巴托的运输部队。1992年10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俄罗斯，两国草签了《俄蒙友好合作条约》。1993年1月，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访问莫斯科，与叶利钦正式签署了该条约，新的友好条约根据蒙古方面的要求删除了1966年1月签署的《苏蒙互助合作条约》中针对第三国的内容，条约规定两国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亚太政策中协调行动，在军事技术方面继续合作。苏联在1988年年初开始采取的迅速从阿富汗撤军的政策，是其在整个亚洲进行战略收缩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收缩还包括劝说越南领导人从柬埔寨撤军。1988年5月，越南宣布在1988年年底以前撤出5万军队，在1989年年底以前撤出在柬埔寨的全部军队。同年8月，中苏两国副外长进行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首轮会谈。1988年12月初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双方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共识进一步扩大，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中苏两国外长发表了《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强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从柬埔寨的完全撤军，排除了外部力量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直接干扰，柬埔寨四方终于在1991年于巴黎达成了关于政治解决本国问题的协议。苏联在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的同时，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越南的驻军。1978年8月苏联军舰首次进入金兰湾以后，同年11月苏越两国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规定越南方面向苏联提供金兰湾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并正式签订了为期25年的租借协定，随着越南部队的撤出，苏联海空军在1980年全面进入金兰湾。除了修建大量的海空军设施外，苏联太平洋舰队的20～30艘军舰经常在此停泊。1990年1月18日，苏联外交部宣布，包括“米格－23”和“图－16”飞机在内的苏联在金兰湾的绝大部分空军已经在1989年年底撤出，只剩下一个改编了的航空分队（6～8架飞机）。此外在基地的各部门的军事人员也由原来的6000～8000人逐步减少到1995年的600人左右和2001年的400～500人左右。5[5]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这个时期苏联国内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使戈尔巴乔夫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对外援助的规模，直至完全停止了对其亚洲盟友的经济援助，使这些国家原来在苏联支持和怂恿下采取的反华政策难以为继。在90年代初期，尤其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出现后，相继采取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和建立睦邻关系的政策。印度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邻国。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停滞状态。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苏联加紧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加强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联更加急于将印度纳入苏联所力图建立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署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如果缔约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协商以消除此种威胁，并采取措施以保证两国安全。”条约签署后不久的1971年11月，印度直接出兵东巴基斯坦，肢解了中国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同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的侵略行径。此后，印度政府实际上成为苏联在南亚地区奉行的反华政策的重要助手，对1978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持支持态度。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提出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后，苏联放弃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球进攻战略，印度在苏联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8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拉贾斯坦邦和信德省的大规模军事对峙中，苏联拒绝支持印度。同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迅速减少，苏联政府提出从1992年起印度从苏联进口的原油一律用硬通货支付，对印度的武器及其零部件的供应也必须用硬通货支付6[6]。印度政府为了摆脱失去苏联支持后的外交孤立和加强周边安全环境，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了中国，双方在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就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建立信任措施方面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1991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印度进行了回访，为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作了准备。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问北京，两国签署了《关于维持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两侧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的协议》。1996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新德里，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这是1959年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拒绝签署的协定。尽管1998年春季印度国防部长的反华言论和印度的核试验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波折，上述两个协定仍然保证了中印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的稳定。苏联晚期和独联体成立以来，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了持续改善的进程。由于陷入经济困难的苏联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导致东盟国家的长期反对，越南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89年年初通货膨胀率已达三位数以上7[7]，加之苏联开始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越南的反华政策失去了国际支持，促使越南领导人转而采取对华和解政策。1986年，在越南统一后开始执行反华政策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去世，越南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1988年召开的越南第八届国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从本国宪法中删除反华内容。为了促进边境贸易以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1988年年底，越南单方面宣布开放中越边境，边境守卫部队开始后撤，越南的广播和报刊开始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91年8月上旬，中越两国举行副外长级磋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了共识。1991年11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和总理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越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后，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解决边界分歧、明确划定两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成为巩固和推进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在1991年11月越南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访华期间，两国副外长签署了《中越处理两国边境事务临时协定》，表示愿意共同努力促进边境地区经贸活动的开展，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将两国共同边境建成和平友好的边境。1992年2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了越南，两国签署了互设领事馆的协议和经济合作协议。1992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回访越南，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将尽快开始政府间的边境谈判，早日解决分歧。1993年10月中越两国副外长在河内签署了《中越关于解决边境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从1993年8月开始就陆地和北部湾海上边境的划分问题举行副外长级谈判。1993年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北京，199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河内，此后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为两国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9年12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了越南，中越两国总理在河内签署了关于两国陆地边界划分的协定，同年12月30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末，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应邀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了关于两国举行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中越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目前，尽管两国在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两国关系的性质与冷战年代相比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苏联晚期和独联体建立后，由于蒙古的地缘安全环境和外交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蒙古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蒙两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