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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左傳注楊伯峻前言（一）春秋名義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所以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上也說：「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怪之事，一則說：「著在周之春秋。」二則說：「著在燕之春秋。」三則說：「著在宋之春秋。」四則說：「著在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今本無此文，孫詒讓閒詁辑入佚文中。）春秋之名，似乎其來已久。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由此，劉知幾論定：「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但這種推理，很難使人信服。汲冢璅語，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劉知幾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記的是太丁時事，這個不必懷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時原有的呢，還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後加的呢？則難以肯定。據史記殷本纪，殷商有兩個太丁，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殷本紀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自無時事可記。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殷本紀說：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兩個太丁，後一個太丁，龜甲文實作文丁。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誤，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2而其人為紂之祖則甚明。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孟子離婁下也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為什麽叫「春秋」呢？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說文夂部說：「夏，中國之人也。」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秋，禾穀熟也。」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冬，說文《（冰本字）部云：「四時盡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古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3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恆辭。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然而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還有修改變動，然而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如周禮天官宫正說：「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又地官州長說：「春秋以禮會民。」詩經魯頌閟宫說：「春秋匪解。」（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春秋修其祖廟。」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4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後來别的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二）春秋和孔丘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公羊、穀梁二家。」詳细情況，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梁阮孝绪七錄說：「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那麼，更不必談它了。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盛行。卽在西漢，傳授注解的很多，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三種經文，大體相同。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經也寫道：5庚子，孔子生。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說：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日：『天王狩于河陽。』」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者晉乘）至文公，日：『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公羊莊公七年傳說：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日：「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君子者，孔子。」這是一語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說：6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他也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春秋以道名分。」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以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孔丘三十歲以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7經的雅和頌的篇章。他若寫了或者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形势經過很大的變化。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强，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這是一變。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這是後期形勢。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現在我略舉出幾條：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