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发表时间：2010-1-2912:27:00阅读次数:52所属分类：佳文共赏时间：2009年12月24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会议室对话嘉宾: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研究中心主任）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王俊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尊敬的艾尔曼先生，尊敬的朱政惠先生，各位新闻界媒体的朋友：首先十分感谢艾尔曼先生、朱政惠先生，在百忙之中应邀参加这次对话，我感到很荣幸的是，我的老朋友艾尔曼先生，我们相知相识近30年，80年代初我们就相识，后来他又邀请我去讲学，我的学生也读他的博士。艾尔曼先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著作很多，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乃至最近出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他又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第七章的作者，目前又受教育部的聘请，作为长江学者在复旦大学讲学，所以这次他应邀参加这次座谈对话活动，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朱政惠先生，虽然初次相见，但是相闻已久，他的著作我都拜读过，近年来他致力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写过不少著作，而且还写了评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专著，这次座谈的话题他是很有发言权的。我自己曾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工作，1991到199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在工作期间，在前人的基础上主持过《剑桥中国史》的出版编辑工作。最近受委托和于沛先生终审《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这部书又是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组织编译的，现在这部书已经翻译编辑完毕，明年初要出版。所以在出版前期借艾尔曼在上海讲学开这个座谈会。今天主要发表宏论的是艾尔曼先生、朱政惠先生，我们出版社不过给两位专家搭建这个平台，请他们发表高见.我想先从我的工作角度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为了大家更好的了解。所以先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大家都知道，由费正清教授、崔瑞德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反映当代西方研究中国史最高水平的巨著，可以说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它问世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中国社科出版社作为中国社科院直属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为特色，既然《剑桥中国史》有这样的价值，理所当然应该组织出版。1978年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剑桥晚清史》出版后，我们很快组织翻译，1985年出版了这部《剑桥中国晚清史》。接着陆续出了剑桥《隋唐史》、《秦汉史》、《明代史》、《辽西夏金元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前后出版了11卷之多。2002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原版书出来以后，我们很快组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翻译这部书。这部书的译者多数人既是研究清史的专家，同时也精通英语，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翻译完毕，而且编审完毕，现在正在做后期的工作。估计在明年二三月份要出版。所以出版前在这里与作者之一的艾尔曼交谈，最主要的是加强学术交流。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大致情况说一下。这一卷书由艾尔曼先生的同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先生主编，全书以导论为先驱，共分十章，后面有一个附录。导论的题目是“承旧开新”，他对清代前中期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了精辟的论述，承旧是指清承明制，清在很多方面是明代的延续；开新是指在晚清之前中国人口众多，疆域扩大，在这个广阔领土上养活3亿多人，如果没有在生产力上、政策与体制上各个方面都要有很大的发展和开新，所以叫承旧开新。下面的十章先从纵的方面，第一章讲了1644年以前的清朝开国的历程；第二章顺治朝；第三章康熙朝；第四章雍正朝；第五章乾隆朝。时间界限，晚清史从1800到1911，这一卷时间界限是1644到1800。前面五章纵向讲了清朝重大的事件，包括对各个皇帝的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接着五章从横的方面，比如艾尔曼先生讲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另外各章讲女性、性别、家庭、婚姻，有的讲清代社会的稳定与变迁，最后一章讲清代的经济发展。这部书纵横两个方面用将近百万字的篇幅，把清代做了立体式的勾画。后面的附录有1000多种参考书目，里面的材料很多，所以说内容是丰富的，全书可说是清代历史的立体式画卷。下面介绍一下作者。《剑桥中国史》在编写的体例上往往由一位资深的、权威性的教授领衔主编，所以总主编就是费正清先生，在总主编的总筹划下面每一卷又有一位主编，各个卷每章的作者都是这个领域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同样贯彻这个惯例，由裴德生先生主编。如果说从二战以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费正清先生作为第一代，费正清先生的一些大弟子列文森、芮玛丽、史华慈作为第二代，这一卷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第三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是第四代，都是活跃在美国当代学术界第一线的一流的学者，也是自己所承担章节这个领域有着丰厚学术积累的作者，所以他们有广阔的视野来编写这一卷。同时《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出版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年国内外学术界日新月异，从研究的框架、理论的指导、研究的方法、材料的运用都有大的发展，都有新的开拓。所以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论”的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的模式，转向“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也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是研究的视角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这个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卷书充分反应了这个动向，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副题是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出版意义。刚才王磊先生讲，国家正在集全国之力，包括港澳台的学者都在参加清史的编纂，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更有其现实意义，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些背景资料。为了对话的方便，我们事先与两位嘉宾通了气，大致围绕几个问题：1.《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整体评估;2.《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容特色、价值取向，同时也要实事求是探讨如何评价“中国中心观”和“冲击反应论”;3.美国中国史学研究有什么新的动向，中国跟美国在清史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等等这些问题进行对话。嘉宾可以就这几个问题多发表意见，也可以就这几个问题的一两个问题发表意见，或者在这问题以外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畅所欲言。（葛兆光教授来到会议室）我们热烈欢迎葛院长在百忙中亲临我们的活动!也感谢他为我们这次活动提供的场所.先请艾尔曼教授,朱政惠教授讲，葛兆光先生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他的著作大家都熟悉，今天能有机会光临会议，也请他发表高见。我的引言性的学术背景就介绍到此，谢谢大家！艾尔曼：大家早上好！我只是《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不是编者，对编撰的事情知道一点，不是很熟悉，我今天讲的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的方向，跟以前的费正清的剑桥史方向不太一样。费正清是50年代、60年代研究中国的，其研究的根本就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失败，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是共产党成功，等等。费正清自己是以中国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落后，都没有前途的方面做研究。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看法。我们现在做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不是以中国为什么失败的态度来分析的，而是对康熙、雍正、乾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中国在18世纪是了不起的，甚至英国也要模仿中国的，这方面是我们要了解的。清朝从清初一直到乾隆末年为什么版图扩大了，包括满洲、蒙古的一些地方，新疆的地方，甚至包括西藏，那个时候英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在海上扩大地方，中国是在大陆里面扩大的。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多多了解的，中国在18世纪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之一。19世纪情况不太一样了，跟19世纪《剑桥中国晚清史》态度有点不一样。费正清的剑桥史跟我们的态度不但不一样，甚至有冲突，虽然剑桥史是通史，但是有冲突所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做的是80年代反映50、60年代的研究，我们做的是20世纪初期反应映90年代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出，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转变，年轻的研究生虽然很尊敬他们，他们是前辈、是老师，但是后辈也可以和可能超过他们。费正清那个时候因为资料的限制，不能到贵国来，费正清的学生都是在欧洲、美国、日本、台湾找资料的。而我是可以到贵国找资料.我研究的第一本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是到日本去的，没有到中国来，那个时候美国人不太了解考据学。第二本是常州今文学派的，是非得到中国来的，因为常州的资料在江南、北京，资料都非常丰富，所以开始利用中国国内的资料。这方面从剑桥史的各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来，费正清都是用外来的资料来分析问题，后来开始使用中国国内的资料。这可能说是剑桥中国清史第一部晚清和第二部前清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鸦片战争的问题，你们认为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始，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看重1840年，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觉得鸦片战争很重要，但是觉得在当时的时候，鸦片战争对国内不是那么重要。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始是后来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就觉得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我觉得，虽然鸦片战争是重要的，但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解决了的事件，只是开了一些海港，上海、宁波、天津，影响还是有限制的，影响中国清朝全朝廷的也是有限制的。太平天国差一点就让清朝崩溃了，而西方是支持清朝的，在上海等其他地方对付太平天国，死掉不知道多少人，可能有200万的人死掉了。跟太平天国比起来，鸦片战争规模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在近代史上大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比较重要。还有一些人觉得，中国近代史时限应该把范围扩大，甚至于明朝末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和全球的贸易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已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化的问题，那时候中国有很多融资、贸易，西方人、阿拉伯人都到中国，那时全球的贸易也是依靠中国的。受鸦片战争影响，后来改变方向，因为鸦片的关系，钱不是到中国来，都到欧洲去了。中国与全球的贸易关系不止是19世纪开始的，明朝末年就已经有影响了。这方面王俊义先生的学生赵刚在美国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描写康熙对贸易的看法，康熙是比较开放的，不只是满足，而是支持，甚至他们和俄国、日本开展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因政治的情况不是直供的关系，俄国派人到北京来，也是为了做贸易。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国际关系，是靠宁波长期的贸易关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康熙皇帝也是支持的。清朝18世纪已经开始开放了。19世纪这个情况改变了很多，我们要重新从18世纪历史脉络来分析19世纪。可能还有一些话能说，但是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下面请朱政惠先生讲一下。谢谢大家！朱政惠：尊敬的王俊义教授，尊敬的艾尔曼先生，葛兆光先生、王磊先生：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对话会，我也是有点紧张，因为在我面前三位都是大师级的人物，王俊义先生是清史方面的名家，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所长，艾尔曼先生大家非常了解，著名的国际上的清史研究的人物，葛兆光先生也是思想史方面的权威。今天主要本着学习的态度，特别有这个机会了解国外的清史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状况。今天的话题主要围绕《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刚才王俊义先生已经把整个基本情况介绍了一下，艾尔曼先生也把整个编纂的动机也介绍了一下，我主要想从中国学者的立场谈谈我对前清史的印象。因为我曾经到美国呆过一段时间，把全美国的东亚所都跑了一圈，接触了一些学者，同时又是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要求我做一些工作，为此我专门写了关于美国的清史研究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这过程中特别了解到裴德生主编的前清史，对这书的情况从我个人的角度谈几点想法。一，前清史我认为是美国学者对前清社会的重要的研究。刚才王俊义教授已经把整个框架性的分析做了介绍，是从纵线和横线来展开研究的。纵线主要从女真到皇太极的建立，王朝的过程，以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个朝代的发展，包括对他们的政治统治、疆域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