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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唐五代史（西南大学08级历史）一、名词解释1.大运河隋炀帝时开凿了沟通了洛阳和杭州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带人开通济渠，由洛阳西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由板渚引黄河入汴水，又从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通于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人开山阳渎，自淮安引淮水。绕扬州、仪征入长江，即原来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征河北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这条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联系。2.大索貌阅隋代搜括逃避赋役户口的措施。隋政府为加强对人民的搜括,对户籍加强管理,防止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于开皇五年(585年)命州县大索貌阅,即按人查对户口,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如有不实,正党长流配远方;并规定大功(堂兄弟)之下皆令分居。有告发者受赏。大业五年(609年)再度貌阅,规定有户口中一人不实者,官司解职;凡检举得一壮丁者,令被纠之家代为输赋役。计搜得壮丁23000,人口641500。3.输籍定样亦称输籍法，隋代划分户等的办法，是隋文帝于开皇五年（585）接受高颎的建议所采取的一项经济政策。即把各级民户向政府所输租税，从轻定额，写成定簿，由中央将划分户等的标准（定样）颁发各地，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民户各随近便，五党或三党（百户为党）为一团，依定样定户等上下。既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役方面营私舞弊，又可把依附豪强的农民吸引过来，加强中央集权，有利经济发展。4.赵州桥在河北赵县城南2.5里的洨水之上。又名安济桥,由李春建造,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石拱桥,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桥梁之一。桥长50.82米,宽9.6米,跨度为37.37米,全部用石料筑成。由二十八道独立拱券组成一单孔弧形大桥。在大桥洞顶的左右两边拱肩里,各砌两个圆弧形小拱,既可在洪水到来时减少水流阻力,加速排洪,又可减轻桥身重量,并节省石料,这在桥梁建筑史上是一个创举。桥面两边的栏板望柱,雕有各种精美图案,刀法苍劲,造型生动。5.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六官制，建立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朝廷的主要职掌在三省六部。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则指尚书省下设的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户部)、工部共六个朝政机构。三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彼此各有所职，分掌国家大政。内史长官为内史令，副长官为内史侍郎；门下省长官为纳言，副长官为门下侍郎。内史、门下二省设在宫内，主管皇帝生活起居和宫廷保卫，其亦有谏诤及匡正皇帝过失之责。尚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仆射，是朝政的总管。尚书省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分别掌管国家日常行政，并参议朝政。除此以外，中央官制内另有较次要的秘书省、内侍省分掌政务，另又有御史台作为朝廷的监察机构。此外还有十一寺作为朝廷事务的执行机构。隋唐以后各朝官制名称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仍沿隋制。6.贞观之治唐贞观时，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孜孜求政。国家重新统一，继续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和三六部制。修订律令，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减轻赋税，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李绩、戴胄、马周、长孙无忌等悉心辅政直谏，太宗励精求治，纳谏蔚成风气，致使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户口增加，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载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民物蕃息”，“号称太平”，故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后期，太宗逐渐骄奢，厌烦谏诤，又因连年征战，赋役加重，国家治理情况不如前期。7.唐律疏议法典名。唐初,损益隋律,制定唐律,于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之。太宗贞观元年(627)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2等加以修订,对绞刑、肉刑施以宽简。宽绞刑五十条,以断趾相代;宽肉刑,代之以役、流。贞观十一年(637)颁布之。高宗时又对贞观律逐条加以解释,于永徽四年(653)完成,称“永徽律疏”、后世又称《唐律疏议》,简称“唐律”。是我国现在保存的最早的、最完备的古代法典。其“律”与“疏”同具法律效力。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条。分为笞、杖、徒、流、死五刑。笞刑五等,打十至五十下;杖刑五等,打六十到一百下;徒刑五等,一年到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和斩。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吏滥法,量刑不依法、法外施恶刑之事比比皆是。8.政事堂议事政事堂是唐代宰相集议政事之所。政事堂会议、由宰相数人参加、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政事堂设于门下省,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中书令裴炎以中书负责草拟诏令为由,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并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遂成为宰相日常办公和处理政事的机构。9.姓氏录唐礼部郎中孔志约奉诏编撰。以武后族为第一，其余比类升降,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分九等。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势力，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把太宗时修订的《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姓氏录》完全以唐代的官品为标准,以五品作为一条界线。凡是五品以上的,不管是否士族都写进去,共有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这样就把大批的地方望族都取消了。五品以上的官尽管有很多当时认为是浊流官,也都列了进去。这样一来,就直接打击了地方豪姓的政治势力和完全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笼络了以军功取得高品官的普通地主,因而取得了这批人的拥护。《姓氏录》实质上代表了普通地主的利益。10.隋唐科举制隋唐两代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举人”而得名。科举制度始创于隋,而完备于唐。隋唐以前以选举为主,重德望,次才学;隋唐以后以考举为主,全凭科试成绩录用人才。隋文帝时废九品中正制,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以“忠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士。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诏立十科举士,大业五年又诏立四科,并正式置进士、明经二科,实行试策取士、分科举士与考试相结合,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唐代科举之法,多循隋制,且更趋完善。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常科为岁举之常选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还有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武举诸科。六科之中,以明经、进士二科最盛,制度也较详细。仅明经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科。秀才科取士较严格,又规定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故自贞观之后,无形废止。唐代以明经得人最多,而以进士为最重。制科为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其名目繁多,大致可归为七类:文类约十五科,武类约八科,吏治类约八科,长才类约五科,不遇类约九科,儒学类约六科,贤良忠直类约八科。这些科非常设,因人而异,废置无常。考生来源有三:一、学校出身的称“生徒”,二、地方州县考选的称“乡贡”,三、由天子诏举的称“制举”。生徒和乡贡为常科考生,制举为制科考生。经考试生徒由国子监祭酒挑选,乡贡由长史挑选,送至尚书省下的礼部参加“省试”。省试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另有诗、赋、论、策的写作,各科要求不一。考试方法分为帖经试法、墨义试法、策问试法、诗赋试法。省试在京城举行,考生须先往户部报到,户部阅后送经礼部考试。取中者按等级给予及第、出身资格。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吏部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为拔萃,中者即授官。授官品位,依据常科科目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分别。唐代重视科举,规定:曾为官司科罚,曾任州县小吏,贡举非其人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举送官停任,考试官贬黜,甚至以罪论,旨在保证科举制度的推行。11.安史之乱唐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后期，政治黑暗，中央实力削弱，藩镇握有重兵。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伪称奉密诏讨杨国忠，率藩、汉十五万军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连败唐军，攻入洛阳。次年正月，自称雄武皇帝，占有河北大部州县。七月，玄宗逃往蜀中，朔方留后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肃宗）于武灵（今属宁夏）即位。叛军进入长安，所至烧杀抢掠。至德二载（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将郭子仪等与回纥援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部将史思明降唐。次年，史思明复叛，并南下救援安庆绪，解邺城之围，干元二年（759）杀安庆绪于范阳，自称燕帝，再度南下攻入洛阳及附近州县。上元二年（761），叛军分裂，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收洛阳，叛军北逃。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缢，叛乱始平。叛乱历时七年余，严重3破坏社会生产，唐朝从此由盛转衰，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局面。12.四镇之乱唐德宗时的藩镇叛乱。建中二年(781)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袭位,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李惟岳便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起兵反唐。后来梁崇义及李惟岳战死,幽州节席使朱滔及新任恒冀(即成德)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又与魏博、淄青两镇联合,并于建中三年十一月分别称王,以淄青李纳(李正己之子)为盟主,继续抗唐。不久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与四镇联合。直到兴元元年(784),唐德宗因讨伐无效,不得不下令赦免,四镇才各去王号,名义上复归于唐。13.永贞革新唐朝后期宦官专政，“永贞革新”是一场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逼顺宗退位，二王被贬逐，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14.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恶宦官专权乱政，乃以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结合而除之。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舒元舆与金吾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合谋，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往视，但被宦官发觉，仇士良等人立劫文帝入宫，封闭宫门，发禁兵五百人，杀死金吾吏卒六百余人，诸司吏卒及民酤贩死者，又千余人。宰相舒元舆、王涯、李训、贾餗及王璠、郭行余、郑注等皆被执杀，妻女不死者皆被没为官婢。朝列几为之一空，宦官更为专横，文宗郁郁而死。15.牛李党争从宪宗至宣宗的四十余年间，朝臣中分成以李德裕为首的世族官僚，及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寒门官僚两大集团。他们各自结党、相互倾轧，为祸甚烈，史称「牛李党争」或「朋党之争」。原来宪宗元和年间，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相，主张对藩镇用兵。庶族出身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等应试策，反对对藩镇过分强硬，李吉甫怒而加以排斥，牛李二党由是交恶。后来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因恶中书舍人李宗闵曾讥其父吉甫，指责牛僧孺等藉科举营私舞弊，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连带被贬者共十余人。到牛僧孺等得势，又反过来贬逐李德裕一派。于是牛、李便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16.柜坊唐代大都市中为商人、官僚储存钱物的店铺。官僚、富商为了安全或避免搬运的麻烦,常将钱物存于柜坊,柜坊设有保管柜,并根据存放者所出凭证代为支付钱物,收取一定的柜租,称“僦柜”。柜坊一般还以质库、质举、举贷等方式兼营高利贷。借贷者以物送于库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取回质物,史称“僦柜质钱”,相当于后来的典当。唐后期柜坊业发达,德宗时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缗。17.飞钱亦称便钱，唐时私人创设的货币汇兑方式。始见于元和元年（806），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缺不付敷用，来京贸易之商贾，将销货款委托各道进奏院（诸藩镇驻京办事处），诸军府、节度使或富家领取半联票券，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即可取款。此举可解除商旅长途携带钱帛及各地运输税钱入京之劳。后官府欲独占飞钱之利，于元和七年限定商贾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缗收费百钱，但因官营信用不固，虽免汇费，商人多不肯至，仍未取代民营。18.两税法唐代施行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