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色龙

书名《中国变色龙》（副标题:《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雷蒙·道森著常绍民明毅译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著有《孔子》，《中国人的经验》等书。《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是其代表作之一。雷蒙·道森（RaymondDawson）《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是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英]雷蒙·道森。作者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作者认为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作者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作者的话1958年，我在中国呆了半年，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到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并使我渴望对那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然而我不久就逐渐感到，虽然我比许多就此议题撰写过著作的人更具有资格，但仅凭对那一国家如此短时间的接触就着手这样一项工程，实属鲁莽、胆大之举。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对中华文明态度之历史这一更宽广的主题。•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三.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四.中国与历史学家•五.东是东，西是西•六.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世界•七.未开化的中国人是怪异的•八.黄变红：20世纪的考虑本书的主要内容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本书的意图即在于分析这些有关中国的不断变化的观念，弄清到底哪些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些仅仅是出于欧洲的需要而杜撰、想象出来的。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读完全书，当会感到，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说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一．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二.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欧洲心灵中首先揭开蒙在中国头上的神秘面纱的，是中世纪的那些游客。在蒙古人势力隆盛时期，他们能够穿过欧亚大陆进行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他看到了那里的富饶，忽略而中世纪其他旅行家注意到的有趣事物有长城、饮茶习惯、缠足、印刷术以及中国文字书写的独特性；对一位自称是优秀的语言学家、掌握了世界上那一地区使用的四门语言的人而言，略而不提这一点十分奇怪。马可•波罗如何看待中国的——视之为一个有着普遍物质繁荣的商人的天堂。马可•波罗游记典型特征是对物质丰富、工艺技术高超的强调。伽利奥特•佩雷拉伽斯帕•达•克鲁斯是佩雷拉的同胞葡萄牙人，马丁•德奥古斯丁会修士，西班牙人三位作者都诚实地传达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华文明之辉煌灿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汉学家们，大多在传记中描述的中国都离不开繁华，有一些学者设法使自己熟悉中国的文学，从而获得了有关该国的新知识。他们将在这一有关中华文明的平面图像之上添加另一特征；但该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和辉煌的旧有观念仍居主导地位，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才有人对这一观点有了疑问。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借鲁滨逊之口说道“当我回到家，听人们到处谈论中国人的势力、荣耀、辉煌和商业之类的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们似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三.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访问中国的欧洲人无法透过中国井然有序和繁荣的外表看到其本质。到了17世纪，他们才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的内在精神。这样一来，财富和繁荣之较有形的资产开始让位于道德和政治优点之较不那么有形的内容上来了。这一新的侧重从下述事实中获取了新的力量，即17世纪向欧洲阐释中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相信在这一新的庞大传教之地传播福音能够取得丰饶的收获。一个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这位君主不仅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而且任命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熟谙治国之道的行政人员组成的机构进行治理。作者考察中国这一大一统儒教国家的印象，通过分析促成这一发展的各种因素，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与事实不合，从而勾画出它对欧洲思想文化史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作者研究了一个突出人物：利玛窦作者发现了那时候的利玛窦在自己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四.中国与历史学家这一章讲述了人们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形象。这一社会被看作仰赖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的存在，这位君主通过文官官僚政治能够确保中国所依据的那些圣哲理想永远存续。因而，伴随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儒教国家之神话而来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变化的另一神话。在两个神话中，前者强调中国生活方式有道德上的卓越之处，赋予传教士以成功的希望，从而得到他们长期不懈的培育。但后者对历史学家更有意义，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然忽略中国社会的绝好借口，对他们而言，研究一个处于“永远停滞”状态的民族的历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时值欧洲大陆正充分到它的飞速发展之际，这样一种有关中华文明的观念主宰了欧洲人的意识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把欧洲搅得乱作一团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因而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欧洲主要思想家心目中，中国相形之下是静止不动的。如果作者憎恨欧洲的动荡不安局面，那么这种静止不动就会被视为一个美德。甚至比如，在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一书中，中国就被描述为“一个历经漫长的一系列时代而保持一成不变的民族……一个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受到一个法律制约、听从一位君主统治的帝国，在长达四千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只经历了一次革命；这个帝国具有如此特别的伟大之处，与它相比，我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贬斥其他一切民族。”但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孔多塞和赫尔德为代表的对中国表示鄙视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是让亚洲蒙羞的，中国就好比一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身上裹着丝绸，上面绘有象形文字：其内在循环类似于一只处在冬眠状态的榛睡鼠”。然而对于中国的认识，他们依旧不够全面，存在着错误。五.东是东，西是西欧洲人通常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走历史上正常发展道路的国家，并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也具有这一特性，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明显。结果自然是，许多思想家认为，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亚细亚类型或东方类型的社会，甚至认为亚洲人或东方人同其欧洲的或西方的兄弟有着根本的差别。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似乎就是用一种赤裸裸的对立方词语“我们”与“他们”来看待世间事物。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教，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三对对立词勾画出了我们从古至今的世界观。而欧、亚对立的观念比上述概念更重要，又更易引人误人歧途。六.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世界为了研究中国的美学魅力在西方的影响，我们通过进口或仿制中国工艺品的途径，正在进人到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进行直接了解的境界D这些中国工艺品由于它们具体、实在而又无所不在，因而也许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念方面要比前面所议论的那些不可捉摸的文章内容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式风格”热在18世纪时这种狂热盛极一时，并把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带进了欧洲，这完全是由于中国作为这个世界的代表而使人信服。但在我们考虑这个时髦话题之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技能和工艺水平早早在这之前就已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马可.波罗曾把强调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上，这是有“大汗”（忽必烈）的神话般的财富和兴旺的工商业作证的，而不是放在从美学的观点去仔细鉴赏中国的工艺产品上。但在16世纪时，这个国家天才的一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在1515年，洛伦佐•科尔萨利斯写道，中国生产“丝绸和各种精美的衣料，如缎子、锦缎和特别华丽的织锦。因为他们是具有高超技能的民族，跟我们一样有才能，尽管外表难看些，眼睛小了点。”宽广的建筑风格也开始施展它的魅力，尤其与西方城市拥挤的街道相比就更明显。甚至在16世纪末之前，中国的艺术品便开始大量流人西方。不久，中国人就制造一些特别为欧洲市场设计的物品，同时西方的工艺匠人开始仿制中国的产品，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入了他们自己的艺术风格。七.未开化的中国人是怪异的19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总的态度转变：1800年之前对中国的赞誉并非处处存在，而1900年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亦非普遍现象；因为国家之间的态度很少是举国一致的，除了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说，就在19世纪初期前后，中国在欧洲受欢迎的风潮开始告退。这部分由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亲华倾向和“中国式风格”热潮都已走到了它们的自然规律路程的尽头，令人完全失去了动力。昔日震旦的辉煌锦绣，由于嘲讽者的不断抨击，由于鉴赏力不可避免的转移，还由于对中国的真正了解的不断积累，而受到磨损和撕裂。还有一个更为确实的因素可以看作是导致这种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英国势力的增长和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和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优越感。八.黄变红：20世纪的考虑正如群众的新时代被文化领域中越来越清楚和突出的群众观点这一事实所证明，它也被政治领域中巨大的革命变化所反映。从这些变化中出现了一个局面：世界的大片地区被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集团所分割。许多关于现代中国的评论文章完全缺乏历史意识。它们是针对欧洲普通做法的尺度而不是针对中国历史的尺度而写出来的。例如，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敌视资本主义的行为看起来简直是滔天大罪，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中国的历史上直到欧洲势力侵入中国前没有见过欧洲模式的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像样的发展；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资本主义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它是与外国人及国民党仿效者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相联系的。另外一个由于历史上的无知而产生的谬误，是把一些并非中国文明中的新做法也归罪到共产党政府头上。许多观察家抱怨大陆社会上单一的蓝色服装，并为此而责怪现政权。这不仅暴露出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在夏季人们穿着各种色彩的服装；而且还使人想起奥斯波特•西特维尔®在他写的20世纪30年代访华记事《与我一起逃走》中所作的完全相同的抱怨。许多访问中国的人还抱怨缺乏行动自由和过多的监视，好像这些不便都是共产党政权强加安排的，但必须记住，入关自由和在全国行动自由并非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规定享有的特权；这是19世纪西方侵略中国时从中国人手里强迫夺取的。这种抱怨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马可•波罗为一个极端，他除了在中国的直接经验外，没有什么外来观点来影响他的观点；理雅各为另一极端，他不仅受到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早期欧洲对中国的态度的影响。对中国的各种观点如何，既反映了它们所表达的时代，又吸收了较早时代的一些陈旧信念。我们常常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过去学者的判断，而不是把它们看成仅仅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意见。作者的调查，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能够忽视去研究制约他的前人和他自己对中央王国——中国的态度的因素。作者觉得，注视中国龙如何像变色龙一样横越欧洲的这样一种觉悟，也许是对一切关心各种文明相互影响的人所感兴趣的。最后，我对作者：中国变色龙的说法深感赞同，中国的发展就像变色龙一样，正如最开始所说的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