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厕所文明度调查

中国厕所文明度调查小小厕所，连系全民“造厕所比造‘神州四号’还难”。这是郑州一位市民的牢骚。【详细】事实上，厕所的清洁卫生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根据90年代联合国的评估，中国农村的厕所卫生状况现在排在四流水平，同几个最穷的国家并列。【详细】因为厕所的肮脏，中国每年有66万例痢疾，19万例病毒性肝炎（甲型）、2000例（戊型），分别有5亿、2亿、近2亿人感染蛔虫病、鞭虫病、钩虫病，每年有8.36亿人次发生腹泻，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病4380万人，血吸虫病在119个县尚未控制，全国还有87万血吸虫病人。【详细】十年前，外国人将在中国上厕所的感受诙谐地总结为“一跳二叫三笑”，“一跳”是因为污水横流，“二叫”是因为蛆虫满地，“三笑”是因为没有隔板而令人尴尬而笑。【详细】还有的国际人士评价说，“中国人只讲究进口（指餐饮），不讲究出口（指厕所卫生）”。因此，中国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一个“脏厕大国”的“光荣”称号，今天，这个帽子依然没有被彻底甩掉。“不注意厕所卫生的国家没有文化和未来”，在近年举行的第一届厕所高峰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这样说。【详细】“脏厕大国”，什么时候能够海晏河清？【我说两句】中国何时能抛掉“脏厕大国”的帽子屎尿横流，“脏厕大国”本色1993年，在实施“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和今后对策研究”时，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相关数据，并且这个数据的严峻也让人吃惊：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5％，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才有13.5％，1.2亿农村人口无厕所可用。有厕所的，也十分简陋。北方农村的旱厕是“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日晒雨淋，臭气冲天，蝇蛆成群。在南方，一些地方粪缸露天存放，散落在路旁和拥挤的村舍之间，遇雨则粪水横流，要么是“拎马桶，倒粪缸，河塘涮涮晒马桶”，导致环境污染，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的流行难以控制。【详细】尽管过去10年里全国城乡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到1998年底，全国2.38亿农户中已有三成五建成各类卫生户厕，但“上卫生厕”仍是几亿农村居民亟待解决的大事情。在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公共厕所的清洁卫生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市区流动人口多，数量有限的公厕往往成为城市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以重庆最繁华的渝中区为例，这个近60万人口的区仅有公厕208个，至少还需增加三分之一才能满足需求。因此，人们为了解急不得不在臭气弥漫的厕所里排队等候。截至2001年底的统计，中国共有公厕107656座，按13亿人口来计算，平均12000人才拥有一座公厕。而这107656座公厕，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城市。在农村地区，公共厕所不说，家庭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也相当低。截止到2001年年中，才达到39.83％。世界上对农村改厕分成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以泰国为代表，卫生厕所覆盖率达75％以上；第二个等级是50－75％，有印尼等国；第三个等级25％以上；第四个等级在25％以下。中国处于第三个等级，还比较落后。【详细】厕所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不平衡。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窗口型”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不乏花费上百万元装饰的“豪华厕所”，而百姓生活区内（特别是旧城区），许多公厕却是屎尿横流，恶臭熏人。在公厕取消收费这项措施出台后，因为缺乏积极性，一些在公厕收费时代还算干净的闹市公厕因为乏人管理，也如同那些“传统”的公厕一样，臭气熏天。例如北京市从2002年3月1日起，市内481座公厕实行免费开放，一个多月过去，出现问题不少：有的厕内公物被毁损、装饰画被盗走；有的厕所管理水平有所下降，也有的晚上干脆关门，以节省水费等等，有人统计，北京市财政每年将为此增加支付两千万元。另外，全国13亿人的拉撒产生的生活废水污染方面，我国的处理能力也非常弱。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的废污水（含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已经达到了62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年排放40多吨的废污水，这其中，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泊，全国厕所每年漏泄生活用水7亿吨，1吨厕所排出的污水可污染220吨干净水，全国城市每天厕所耗水1440万吨。对我国11.4万公里的河段进行监测的结果表明，水质在四类以下（只能作为农业用水）的水体已经占到了四成以上。其中，松辽河、黄河、海河以及淮河这几个流域的水污染已经极为严重，水质十分低劣。而且，近海海域有一半以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详细】“厕所文明”的没落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入口”而轻“出口”耻于谈厕，不谈厕，在享于世界的“食文化”的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厕文化”。中国厕所的起源，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的。考古发现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土坑，从西周到春秋，厕所多与猪圈并排，而且一旦“某个坑”被“放弃”，就会用一个奴隶去填坑。于是厕所是“脏”的这个观点就一代代传了下来。史载在殷商时期，西周之前，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即使是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年代，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据《墨子》载，在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城下则“三十步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到了三国的诸葛亮时，更是“所至营垒并灶圊溷藩篱障寨，皆应绳墨”。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据载早在汉代，中国就有了公共厕所，那时叫作“都厕”，到了唐代，就更多见了。当年的马可·波罗曾对中国的卫生设施叹为观止。在宋代，奢华的杭州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在官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卫生渐渐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近现代，中国农村的“厕所”大多比较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基本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北方的男厕多采用蹲坑式，妇女采用“灰桶子”，即：一木桶，内放石灰或草木灰。清朝时，为了解决粪便管理的经费，清政府也曾试着搞了些收费厕所，并允许私人开办，清朝庆丰年间《燕京杂记》记载“京师四藩入者必酬一钱”，即是明证。但当时公厕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人们随地便溺，或便于马桶之中，倾倒于街旁，满街狼籍臭气逼人。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电影《人民公厕》剧照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还没有厕所观念；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19世纪堪称是“厕所世纪”。在19世纪40年代，在汉堡出现了用河水时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敦，而1852年的中国，紫禁城里还不知道什么是抽水马桶，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从“后门”进出。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文明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已经相差甚远了。厕所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厕所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状况。上海就曾经是一个倍受全国“旅客”指责的地方，逛街找不到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发现每个“位子”都有“外加费”，不付钱不让你“蹲”。厕所的革命“造厕所比造‘神州四号’还难”。这是郑州一位市民的牢骚之语。1993年，在实施“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和今后对策研究”时，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相关数据，并且这个数据的严峻也让人吃惊：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5％，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才有13.5％，1.2亿农村人口无厕所可用。有厕所的，也十分简陋。从90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厕所的革命。在城市建设方面，1992年，国务院令（第101号）《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为整治城市环境卫生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各地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公厕。例如，1988年和1989年，北京投资近200万元建设厕所；1994－1996年期间，共投资3217万元，新建、改建厕所分别达46座和73座。伴随着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公厕的普及率也迅速上升。1993年以来，卫生厕所提高了27.53个百分点，约相当于前40多年的4倍。仅双瓮漏斗式厕所，就建造了1043万座。截至2001年底的统计，中国共有公厕107657座，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公厕，关乎百姓福梓在《九十年代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正式向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诺：全国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00年底达到40％。截至2001年年底，经过90年代末大规模的“厕所革命”，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39.83％，基本完成了九五计划提出的目标。农村改水改厕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控制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粪便中和被粪便污染的饮用水中，含有多种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原体，包括致病的病毒和虫卵，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时至今日，这场革命还远未结束。虽然在一些“窗口城市”，卫生公厕的普及率已经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看齐，但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的旧城区、老商业区和广袤的农村，关于厕所的革命依然任重道远。在2001年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厕所高峰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代表表示，为迎接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将投资2.4亿元人民币增建和更新2003个公共厕所。到2008年，北京市公厕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干净、舒适、豪华。2004年11月，世界公厕峰会将在北京召开。相信这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的“公厕革命”，促进中国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