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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林语堂论读书，先道明自己不是为好人为师而来训勉青年读书，然后，批评读书的种种错误动机，接着，指责在校读书的四种缺陷，林语堂宣称的是：“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的自由的看书读书。林语堂强调，读书人最重要的是能去迂腐，除所知障，破俗见陋习，恢复灵性，与时俱进，有创造性思维。林博士不能忍受俗气无味的人，而人之所以俗气无味，要么因为不读书，要么读了不合自己心性的书，要么读书方法有问题。林语堂所谓的“读书须先知味”，也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读的书。他骂那“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食古不化勉强读书”的读者，激赏袁枚“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读者与书本心性气质的相投，是林语堂第一注重的，为此，他力争读者的自由，反对被人强读书：“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在这读书自由的前提下，他鼓吹自在地读书，想读则读，不想读的时候搁置起来，也无所谓。这就是林语堂的率性读书，颇得《中庸》的精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培根指出读书对心性的平衡与补益功能，林语堂则率性读书到了极处，他鼓吹任情读书，与作者热恋。林语堂希望读者能找到气质相近的作家，以之作为师法对象，全心投入、视读书如恋爱：“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希由这种性灵上的相互倾慕带来的沉迷以及精神上的持续挖掘与撞击，造就一颗颗生动丰富的心，且得出深刻的收获。他反对泛泛而读书，将之等同于情感上的逢场作戏：“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当前人读书，学者之外，处处留情逢场作戏的居多，易中天来了读两本易中天，于丹来了读两本于丹，各领风骚三五天，缺乏的恰是林博士提倡的这种为某一作家入迷的态度。当今学者，多以“智”读而难以“情”读，所以，论文著作迂腐无味，因其无情也。林语堂鄙视古人种种造作的苦读方法，认为那是不懂读书之乐，还反感装腔作势的读书姿态，在他看来，得读书真味的人，必痴不可，而那读书成痴的人，乃是极可爱的读书状态，极见性灵之光。在林博士看来，一个读书读出自己性灵的人，就不会失去胆识眼光与毅力，一个有胆有识有眼光与毅力的读书人，才能在学业上有进步，得出新知与真知，才能“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对比今日在校的学生，个个都在为学位为文凭为资格证书而读书，如何不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而兴旺发达的图书市场和库藏丰富的图书馆，书虽多如牛毛，可读的比比皆是，读者却已经不愿读书，每日忙碌于功名利禄，偶尔拿一本书来浏览，也是《水煮三国》《厚黑学》《营销学》之类的调侃钻营之学，虽不规范头脑，却也照旧湮塞性灵，人心与人面都沾满铜臭气，污秽不堪，俨然已失爱书的能力。乱世中，难得有书可读，还要率性地读书，就好比树木在风雨中要健康自然而茁壮地成长，会招来谩骂。鲁迅就于1934年11月以焉于为笔名写了《读书忌》，开篇以食物的忌讳来比如读书的忌讳，宣称，明人小品虽然好，国难当前，却不能忘记明末作品中的愤怒与遗民遗事中的疼痛。只是，如果那不多的有福的人都板着一副救国图存的面孔来读书，那个时代的书和那个时代的人又有什么趣味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