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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沈从文及其构筑的“湘西世界”一、作者生平及其创作成就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用过许多笔名，如休芸芸、懋琳、炯之等等。一生自称“乡下人”。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个行伍世家，系清王朝提督沈宏富之孙，并有四分之一苗族血统。自幼聪颖顽皮，依恋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而经常逃学，甘心忍受小学教师和父母的责罚。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俗加入地方军队，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书记等，走遍了驻防辰州（沅陵）及沅水流域诸县。这里地处湘、鄂、川、贵四省的交界，也是苗、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是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一直被历代统治者称为“中国的盲肠”。他熟读社会与人生这部大书，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据说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1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7百）。走上文学之路1922年，他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求学理想和人生之路，在北大当过不注册的旁听生，报考燕京大学因缺少中学学历而未被录取。求学受挫，生活穷困，因而发愤写作。1924年12月，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刊于《晨报副刊》。此后，以休芸芸、懋琳、炯之、璇若等笔名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多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赏识，郁达夫曾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对他生活的窘迫予以描述。两个“半个”沈从文1928年他赴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一起编辑《红与黑》、《人间》杂志，并筹办红与黑出版社。1929年起，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重返北京，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此间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等论争。不久，完成其“湘西”代表作《边城》和《湘行散记》。抗战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编《大公报》、《益世报》副刊。建国后，远离文坛，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文物研究，成绩卓著，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成为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青年沈从文沈从文及其夫人张兆和沈从文故居晚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沈从文的创作成就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有80多部，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20年代中后期结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其基本主题已初现。30年代之后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完成了其“湘西世界”的构筑。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群”指30年代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而活跃于古都北平的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群作家。这派小说家中除沈从文外，还有废名（冯文炳）、萧乾、芦焚（王长简）、林徽因、凌叔华等。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中虽大都为学院派的文化精英，却热衷于描写建构各自的平民世界，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废名笔下的湖北乡镇和京西城郊，芦焚笔下的河南果园城，萧乾笔下的城墙根儿“篱下”圈子等等。京派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样式。“乡土抒情诗”与“人性抒情诗”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既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必须把“现实”和“梦”两个成分相混合。——沈从文《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及其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之子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通过对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等世态人情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健康、优美、质朴、淳厚的民风和人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人生和真善美的人性的追求与梦想。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边城》的灵感与原型“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沈从文《新题记》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时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沈从文《水云》《湘行散记·老伴》中回忆作者当兵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沈从文“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沈从文《新题记》在《边城》中，沈从文的乡土情愫，融合着其审美理想和浪漫情调，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是作者推崇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具象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评论家称赞《边城》是“一部idyllie(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刘西渭《咀华集》）。但《边城》又是人性美、人情美的一曲挽歌，是“失乐园”母题的再现。无论是翠翠母亲当年为爱殉情的悲剧，还是天保、傩送与翠翠之间为善谦让的冲突，都印证了人无法左右的天命和天意。显然，人性美、人情美无法阻止人世间悲剧的发生，其深处同样潜伏着痛苦与忧伤。《边城》是人间无可复制的诗意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