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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初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2卷。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2]。文集以记事为主，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往往又夹以议论，做到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形象生动，格调明朗，有强烈的感染力主要内容《朝花夕拾》里作者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生动地叙写了自己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对旧势力、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分篇简介⑴《狗·猫·鼠》描写了作者仇猫的原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⑵《阿长与山海经》记述作者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表达了对她的怀念感激之情。⑶《二十四孝图》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⑷《五猖会》以赶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制度对儿童天性的束缚和摧残。⑸《无常》通过描写无常救人反遭毒打事件，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作者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⑺《父亲的病》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⑻《琐记》回忆了隔壁家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描写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⑼《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及他决定弃医从文的原因，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⑽《范爱农》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创作背景时代背景1925年，鲁迅在北京担任大学讲师期间，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受到当时所谓“正人君子”的流言攻击和排挤。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作者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热情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的残暴，结果遭到当局的通缉而不得不远走厦门避难。《朝花夕拾》中的作品虽然都是在追忆往事，但也是“借题发挥”，影射、讥讽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作时间《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2月至11月，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曾先后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成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并作了《小引》，7月又写了《后记》，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印行。阿长出自《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她睡相不好、喜欢切切察察，而且还踩踏死鲁迅喜爱的隐鼠，这些都使鲁迅对她感到厌烦，但是当她真诚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时，如送给鲁迅心心念念的《山海经》，鲁迅不禁心生敬意和感激。阿长是封建社会下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粗壮耐劳，真诚善良。《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是个热情、纯朴、善良、给幼年的鲁迅以极大关爱的劳动妇女。作者真实地描述了长妈妈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所以“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全文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表达作者对长妈妈的深切怀念。父亲出自《五猖会》在《五猖会》中，鲁迅塑造的“父亲”形象似乎不近人情，与现实有些出入，主要是为表达主题而设置。父亲利用孩子爱玩的天性强迫孩子背书，使孩子深受打击，留下心理阴影，从而揭示了封建家长制对于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藤野先生出自《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极为尊敬的一位良师。他不修边幅，但治学严谨。他正直热忱，热心地关注鲁迅的学习，与当时日本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鄙视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高尚的品质一直激励着鲁迅勇往直前。《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严九郎是个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的人，但是治学严谨，对留学日本的作者没有民族偏见，给予真诚的帮助和指导，使作者终身难以忘怀。作品介绍了藤野先生为作者修改讲义的详细过程。正是这位人格高尚的日本老师鼓励着鲁迅与资产阶级文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使他成为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位伟大的旗手。范爱农出自《范爱农》范爱农是当时社会充满爱国情怀的一群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他们的命运起伏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经历了对黑暗的不满、对革命的期待以及对革命的失望的心路历程，社会的迫害、生活的窘迫又将他们逼入绝境。《范爱农》中的范爱农是个性格倔强、落落寡欢、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鲁迅与范爱农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并且有过激烈争吵。原因是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被反动政府杀害，浙江籍留日学生召开同乡会，就是否给北京政府发电，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发生了分歧。鲁迅主张发电声讨，范爱农则主张不必发电，理由是“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正是这争吵，说明范爱农生性倔强，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完全丧失了信任。辛亥革命使范爱农变的兴奋和勤快，说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最后这样倔强的知识分子被逼上绝路，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所造成的这一悲剧。文章最后以“现在不知他惟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表现作者对亡友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