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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华侨华人与中国古代对外经贸交流第一节华侨华人与东南亚的交流一、汉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与人民往来1、陆地上，中国与越南和缅甸的互动交流（1）越南人与浙江会稽之“越”、温州之东瓯、福建之闽越、广东广西至南粤（越）人，同属越族，即中国古代百越之一。宋代以前，越南属中国版图，人民往来众多。之后，内地人移居越南才称得上侨民。（2）缅甸，据《史记》之《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身毒国”即是缅甸。当时中国四川的商品已经通过云南入缅甸，再由缅甸输入印度及中亚了。2、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从南中国海港出发到印度，沿途沿着海岸线航行，经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泰国（暹罗）、缅甸、斯里兰卡等地采购粮食，补充用水和交换商品。3、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一向都是人民的交往为先，两国的使者的往来紧随其后。印尼第一次遣使访问中国是在东汉时期。“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印尼遣使贡献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示，但也包含有以礼物换礼物的官方贸易的性质，这对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交流起到促进作用。4、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物品贸易畅通，说明两国人民的有好接触十分频繁。二、唐宋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与华侨1、唐代中国一些僧侣因研究佛法，前往爪哇和室利佛逝（仅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并定居，在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中占有显著地位。2、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指出，943年，当他来到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岛上耕种，尤以巨港为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失败后迁居印尼的。3、缅甸境内继掸国而起的骠国，和中国一贯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两国人民的交往和互相移植比较频繁。4、唐代东南亚各国的商船到广州、泉州、扬州、明州、交州贸易的很多。唐朝在海外贸易的地方，设有市舶司（今海关与边检职能综合）来管理关于外国来航之贸易船与贸易商人的一切事物。外国人至今还称移居外国的中国人为唐人，住宅区为唐人街，老华侨回祖国叫做回唐山，证明了唐代海外华侨移居海外十分多且广泛。5、到了宋代（960-1279年），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比前代更为频繁，互相了解的程度又加深了。第二节闽商与全球化贸易宋元两代是中国海洋文明与海洋经济都有很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阿拉伯人肇始、中国商人紧随其后的、中古世界经济的、一场长达600年的繁荣时期。这其中以闽商带动的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中国商人顺着洋流和季风走向世界二、“闽在海中”—历史上福建的基本情况1、120,14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051公里，125个大小不一的港湾，1,202个岛屿2、闽北、闽西多为贫瘠的山区，闽南地少人多3、拥有悠久的航海贸易历史传统，福建人经营海外贸易的历史至少可回溯至公元9世纪4“以海为田”—不仅迫使福建人（主要指闽南漳泉地区的沿海居民）不顾官府的海禁而冒险下海贸易，而且逐步地在东南亚和东亚海域建立起自己的海上贸易网络与侨居社区。三、1570年前福建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公元84年，交趾诸郡经东冶奉献。公元6世纪初，福建沿海已与东南亚诸港埠建立起了海上交通贸易的航线。南朝陈代初年（558年），印度高僧真谛（Kulanatha）曾至梁安郡（泉州），欲附商舶返回天竺。南宋时期，福建人的海外贸易活动进入鼎盛时期。每年冬季季候风时期，大批福建帆船前往东西洋市易，北起朝鲜半岛，南至苏门答腊岛，占婆、安南、爪哇三地为福建商人的主要目的地。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福建建溪“主舶大商毛旭”引导着闍婆国使团赴北宋朝廷朝贡。南宋乾道二年（1166），福建纲首陈应、吴兵等人率乡亲前往占城贸易。南宋乾道九年（1173），闽商因风飘入占城，劝说占城国王以马取代大象，与真腊作战。早期闽商侨居社区的出现—泉州商人王元懋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贸易，后入赘占城王室。大批闽商在十至十一世纪时迁徙安南，部分人甚至成为当地王朝的王室成员，包括1010年成为越南李朝皇帝的李公蕴（LyCongUan），以及越南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日照（TranThuDo）。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闽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决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交趾国”条：“王係唐姓”。明初的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地推动了闽人前往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及迁徙活动。明嘉靖年间（1522-66），福建私人海上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四、西属美洲白银与福建—马尼拉帆船贸易1567年，隆庆皇帝开启海禁。1571年，西班牙人携带着美洲白银占据了马尼拉。16世纪末，漳州月港官方发出的137张前往东西洋贸易的船引中，绝大部分被福建私人海商用于经营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从1570年代末至1640年代中期，为福建与马尼拉帆船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约有20-40艘商船从福建漳州月港前往马尼拉市易。1645年之后，郑氏家族控制了福建与海外诸港埠的贸易达三十余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后，福建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再次进入高潮，每年有二十余艘商船进入马尼拉港，1709年甚至达到了43艘。除了日用品、陶瓷和食品之外，丝绸与白银成为主要的商品。据估计，每年约有150吨白银从Acapulco经马尼拉而流入了中国。其中，每年大约有128吨白银（约500万peso）是被福建商舶运回了漳州。仅1597年一年，就有高达307吨的美洲白银经由福建商人之手流入了中国。据中西史料记载，闽商当时经营的这一丝绸—白银贸易利润高达400%至1000%。大批闽南商人开始寓居在马尼拉的Parian(涧内)，商铺多达592间。马尼拉城的西班牙人完全仰赖福建商人的供给，否则无法生存五、爪哇万丹的胡椒与白银贸易爪哇岛西端的万丹（Banten）以盛产胡椒而著名。万丹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埠于16世纪初兴起，与福建商人在当地大批收购胡椒及欧洲人带来的白银关系密切。根据葡、荷、英方面的档案史料记载，16世纪20年代时，每年大约有10艘左右的Chincheo(指泉州和漳州一带)商船到Sunda王国属下的Banten和SundaKalapa市易胡椒。福建商船载来的商品包括丝绸、丝线、制作工艺精良的陶瓷、以及大量的中国铜钱。在欧洲人东来之前，福建商人还收购部分当地的土特产。欧人携带着大量白银抵达爪哇岛之后，福建商人就只交易胡椒和白银，其他的土特产一概不要。当地出产的胡椒，约60%（18000袋）被福建商人收购。至于白银，则一扫而空，经常造成万丹市场上因白银匮乏而出现的恐慌。福建商人依靠自己的商业网络了垄断万丹的胡椒市场。六、巴达维亚的丝绸、白银与茶叶贸易福建与巴达维亚（Batavia）的帆船贸易始于1620年。福建商人运往巴城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糖、陶瓷、铁锅、钉子、鲜果、蜜饯、雨伞、纸张、土布，运回中国的商品包括大量的银币、胡椒、肉豆蔻、丁香、苏枋木、燕窝、象牙、水牛角、樟脑香、锡及棉布。丝绸、白银与胡椒为大宗商品。每年约有5艘福建商船前往巴城贸易。与此同时，侨居巴城的福建商贾自1649年后开始前往台湾和日本，与侨居当地的同乡贸易。1683年海禁重开后，福建与巴城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福建出产的茶叶开始成为大宗出口商品。闽商与VOC发生贸易战；1716年的海禁；澳门葡人的介入。奇特的信贷抵押纽带将福建商人与荷兰商人捆绑在了一起。七、福建商人的网络福建商人在东南亚与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圈家族网络、方言群网络、地缘网络、行会网络与亲友网络在17世纪的Jambi，皈依伊斯兰教的KetjilJapon成为福建商人的代表在17世纪初东爪哇北岸的Jaratan，负责海外贸易（Syahbandar）的闽商IntjeMoeda通过婚姻及亲友纽带，将自己的贸易网络扩大遍及整个群岛地区。福建商人很清楚家族在其事业中的重要性，他们定期汇款回乡；将海外的财富带回乡与亲友同享；向宗族捐建祠堂和寺庙；日本长崎的福建商人林道荣将自己家族内的30余个成员发展、安置成为当地侨社的唐通事，并控制该组织长达130余年。福建人发展并扩大家族网络的特点：养子、结拜兄弟福建商人组建起的网络具有很强烈的排他性，与此同时进一步地强化了其内部的认同感和彼此的信任度，有助于迅速扩大其贸易网络，使之逐步的制度化，促使闽商发扬其冒险奋斗的拼搏精神（entrepreneurship）。多层次的球形网络模式以闽商为主体的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开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步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到达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内涵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这个经贸网络与欧洲人的远东贸易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以经贸往来为主导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与互动关系。其中，海外华商，尤以闽商贡献尤甚。历史记载：（一）15世纪初，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满剌加（今马六甲）发生政治关系。永乐元年（1403年），遣尹庆出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酋拜里迷苏剌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明成祖封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綵巾，袭衣黄盖。外文资料中有记载满剌加第二个国王沙肯达尔萨娶了“中国船长大王”的女儿。（二）婆罗（又名文莱）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齐国。（三）明代黄衷《海语》一书专门记载15世纪末16世纪初满剌加及暹罗之事，其中谈到：“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四）明代中国人在菲律宾的情况，根据张燮《东西洋考》说：“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性质1、中国封建王朝对海外归顺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从不过问，也不干涉，既不驻兵，也不设官，没有统治和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存在；2、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除官方交流之外，更多的主要依靠中国的来往客商；东南亚地区随处欢迎中国人前往贸易；3、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与当地人民接触，互相学习。中国的的农业技术和手工技术传入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社会的发展，其中华侨贡献功劳卓著。第三节华侨华人：清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表征一、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朝贡体系1、性质：朝贡关系的基本性质即是：维持朝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地方统治者到北京觐见皇帝（天子）并接受册封，确认朝贡的使命即俯首称臣。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朝贡国家、地区、部族要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以示忠诚。作为交换，朝贡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主要朝贡国家由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老挝、越南、缅甸、葡萄牙和荷兰也位列其中。2、朝贡师团的路线规定朝鲜的使团应当经由奉天的山海关，琉球应当经南海岸的福州；安南经由广西的镇南关；真腊、缅甸经由西南的云南；苏禄经由厦门；荷兰经由广东；葡萄牙和英国经由澳门，其中的后三个口岸都分布在中国的东南沿海。3、朝贡体系的动力（1）朝贡互换；（2）特许贸易；（3）边境贸易；4、特征（1）朝贡关系不是绝对地建立在控制关系上，而是有很多重要的贸易基础；（2）朝贡体制是多维的，包含了多重因素和多方位的需求；（3）它是一商业交易为基础的；中国商人向东南亚的商业渗透和移民的过程，都是贸易网络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商业扩张和朝贡贸易网络的发展都伴随着移民。因而，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因朝贡关系的成长而扩展。二、朝贡贸易的瓦解1880年清政府官僚李鸿章安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了所有外交事务。这样，通过领事官员发生联系，而不再只涉及朝贡国国王的传统礼仪，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向直接的、与成本/利益关系相关的群体：海外华人（华侨）、海外中国人（华工）与海外中国商人（华商）。三、交涉时代的亚洲新兴国家关系从19世纪30-90年代开始，东亚各国和地区进入了所谓的“交涉时代”，这是一个以区域内多边、多层次的交涉为特点的时代。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华侨华人过去一直扮演的中国经济对外输出角色，逐渐转变为对内经济输入。同时，华侨华人民族主义崛起，开启了华侨华人与中国除经济以外的政治互动。因而，华侨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