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

一．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在新时期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进行了科学阐释。这是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十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独创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特定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二）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指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没有出路。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应当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四）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五）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指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强调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轨道上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七）提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八）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九）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十）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十一）提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十二）提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强调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加强军队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提出人民军队要肩负起“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十三）提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强调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十四）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指出党必须适应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加强和改善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政治、依法执政。强调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些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1837—1848年)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或重点。尽管在一些细节划分上依旧存在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从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到?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期;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期;从《巴黎笔记》到《神圣家族》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酝酿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科学世界观的创立期;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是科学世界观进一步发展并公开问世的时期。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传统分期模式。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大多数基本观点一样,传统分期模式也是国内学界从前苏东学界那里学来的。既然这种分期模式不是我们自主形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对它的由来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定其真理性呢?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结果,我们在默认这种分期模式的真理性的同时,不自觉地肯定了催生这种分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的真理性。这正是传统解读模式能够长期制约我们的一个思想史前提。我们知道,恩格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1留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进行必要的阐发,他的这一工作在《卡尔?马克思》(1877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和《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892年)等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实际上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先声[1]。以恩格斯的阐述为基础,普列汉诺夫、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梅林,正是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1902年)和《马克思传》(1918年)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有了最初的完整了解。不过,由于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很多早期文献手稿尚未被发现等原因,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显著的局限性(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局限性变得越来越不能接受,以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尔纽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出版后,他的《马克思传》很快就从一本必读的经典蜕变成了一本可有可无的参考书!)。列宁是梅林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人,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传统分期模式事实上就是根据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的相关片段论述演绎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拉宾在其1962年出版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书中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2]第一部分。前苏联学界后来编写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和教材的前言部分都对此进行了复述)。按照拉宾的说法,列宁的分期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指导地位[2](P62)。但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他所征引的文献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首先,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文献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系统;其次,当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对伪托普列汉诺夫的名义提出的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及其各种庸俗唯物主义变种观点的清剿。换言之,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时还不存在,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了。众所周知,列宁是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由梁赞诺夫领导的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是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就是该研究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照此推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应当在此后不久就能够建立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六卷本《哲学史》的第三、四卷中,苏联学界方才完成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斯大林时代,由苏联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具有天然的真理性和正统性,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它都不需要通过一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捍卫自己的真理性和正统性。二战后,苏联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开始出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都是对由于肃反、战争等原因而被搁置起来的一些比较老的课题的回顾。真正的新起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苏联共产党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以及个人迷信后果的消除,是促使50年代中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出现马克思观点形成过程的各种迫切现实问题的高潮的主要因素?[2](P104)。拉宾的这个说法文过饰非,以致我们很难清楚地看到促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形成的真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