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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汉代诗歌重点提示：本章主要掌握汉乐府民歌的源流及其成就。《古诗十九首》的成就。重点把握：[1]、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2]、《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第四章两汉乐府诗一、乐府的含义：[1]、乐府原是古代音乐官署的名称。它当始于秦代，汉承秦制，汉代也有这个机关，但到了汉武帝时代，规模得以大大扩展。这时乐府机关的任务主要是为一些文人创作的诗制谱配乐，进行演奏，同时兼采各地的歌谣。采诗的目的:一是“观风俗，知厚薄”，也就是通过民歌了解民情，了解政策的得失，这是上古采诗以观民风的延续。二是为丰富乐府的乐章，以供朝廷朝会、宴饮、祭祀等典礼以及娱乐之用。[2]到了汉魏六朝，人们把合过乐的歌诗称为乐府。这样，乐府就由音乐官署的名称变成一种诗体的名称。[3]、到了唐代，乐府已撇看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于是，乐府在此时又一变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4]、到宋元以后，也有称合过乐的词曲为乐府。此时的乐府已与汉乐府的含义大相径庭。它只是乐府的一种变称。汉乐府：乐府原是古代音乐机关的名称，汉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关。据记载，武帝时的乐府开始采集民间歌辞和乐曲。后来，将乐府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于是，“汉乐府”就由汉代音乐机关的名称而兼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了。二、乐府的分类：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从音乐的角度把作品分成12类：⑴郊庙歌辞⑵燕射歌辞⑶鼓吹曲辞⑷横吹曲辞⑸相和歌辞⑹清商曲辞⑺舞曲歌辞⑻琴曲歌辞⑼杂曲歌辞⑽近代曲辞⑾杂歌谣辞⑿新乐府辞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1]、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2]、乐府诗还对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3]、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的愿望。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具体表现在：[1]、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2]、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3]、两汉乐府叙事诗多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段，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4]、两汉乐府诗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各具特色，绝不雷同。[5]、两汉乐府诗在叙事技巧上做到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第一、详于叙事，略于抒情。第二、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第三、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1]、汉乐府民歌与《诗经》都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典范。[2]、汉乐府民歌发展了《诗经》的叙事成分，在新的条件下，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叙事诗。[3]、汉乐府民歌突破了《诗经》四言的格式，它句式灵活，长短不齐，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这些充满活力的诗歌新形式表现出人民群众在艺术上的巨大创造了。[4]、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名篇赏析：《孔雀东南飞》结构分析：[1]、从“孔雀东南飞……会不相从许”。写刘兰芝在封建家长制的蛮横迫害下将被逼还家。[2]、“府吏默无声……两情同依依”。写兰芝被迫离开焦家的情形。[3]、“入门上高堂……愁思出门啼”。写兰芝回家后的不幸遭遇。[4]、“府吏闻此变……自挂东南枝”。写兰芝仲卿因反抗礼教而徇情的结局。[5]、“两家求合葬……戒之慎勿忘”。通过诗人的想象，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感情。艺术成就：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是封建社会劳动妇女的化身。她性格的主要方面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是沉着、果敢和不卑不亢的自尊。焦仲卿：性格的主要方面是纯洁、笃实、正直，对爱情专一。与兰芝的刚烈相比，显得外柔内刚。焦母和刘兄：他们都是封建家长制的典型。焦母主要表现为专横、凶恶，刘兄则主要表现为粗暴、势力。但冷酷、残忍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a、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b、利用环境和景物的铺陈描写来渲染。c、运用抒情性的穿插。d、比兴和浪漫手法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彩点评：贺贻孙：“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达浑，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诗筏》）乔亿：“《庐江小吏》诗，叙次似衍而复，然情事曲折，尽在是矣。笔墨天成，不假造作，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也。此在六朝，已成《广陵散》矣。”（《剑溪说诗》卷下）胡应麟：“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诗薮》）陈祚明：“历述使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采菽堂古诗选》王世贞：“《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人不易晓，至以《木兰》并称。”（《艺苑卮言》）名篇赏析：《陌上桑》艺术成就：[1]、全诗集中笔墨刻画了一个坚贞美丽、机智勇敢的农家女子罗敷的形象。作者以罗敷为中心，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展开故事，进行描写，使人物形象非常生动感人。第一、采用烘云托月的艺术表现手法，从环境、器物、服饰、旁人态度等来侧面表现罗敷的美貌。第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行动来反映人物的性格。[2]、运用夸张、铺排的艺术表现手法。[3]、语言即质朴又流利晓畅。[4]、结构紧凑完整。[5]、幽默的情调。使全诗具有喜剧色彩。第五章东汉文人诗一、文人五言诗的源流：《诗经》中的一些五言诗句可以作为它的源头。到西汉以后，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汉初戚夫人的《舂歌》、武帝诗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成帝时的歌谣《斜径败良田》都是西汉时期的五言诗作。在东汉乐府中，五言诗已经是其主要的形式。班固的《咏史》----现存最早的完整五言诗，其内容是咏西汉缇萦救父的故事。后世对其评价为“质木无文”。张衡的《同声歌》----通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措辞奇妙，兴寄高远。《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七言诗，开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到了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由于社会现实日趋黑暗，很多诗人如郦炎、赵壹、蔡邕等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恨和避祸远害的心理。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诗风较之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郦炎的《见志诗》二首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也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赵壹的《疾邪诗》是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和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是各申己志。蔡邕的《翠鸟诗》是首寓言诗，它可以说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真实写照。它既是蔡邕本人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也传达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二、《古诗十九首》关于其作者的探讨：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枚乘，西汉景帝时人），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东汉明帝、章帝时人）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钟嵘在《诗品》中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李善也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所作，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将其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它们形式都用五言体，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情别绪和士子文人仕途的失意之感，充满感伤情调。《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1]、相思与伤别。[2]、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感伤。[3]、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的人生悲慨。《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1]、长于抒情。第一：有的借助于景物、时令更替的描写，造成凄凉萧瑟的气氛，以抒发寂寞、哀怨、悲苦之情。第二：有的运用比兴手法，索物寄兴，以抒发深沉、意远之情。第三：有的运用叠字，构成低昂、迂缓的和声美，以抒发悲愤、缠绵的肺腑之情。[2]、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的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3]、语言炉火纯青。《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没有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精彩评述：钟嵘：“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刘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仰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沈德潜：“《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仰不尽，使读者悲感五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古诗源》卷四）方东树：“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徊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唯《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昭昧詹言》卷一）胡应麟：“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