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

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姜琍【内容提要】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多重转型进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如今,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已成为北约与欧盟成员国,但具有激进性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在这一地区得到复兴,而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最为成功,影响也最为深远。本文从民粹主义在斯洛伐克的表现形式、长盛不衰的根源、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以及中东欧背景下的特点等方面探析转型时期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关键词】中东欧国家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政治文化【作者简介】姜琍,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北京100007)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如今,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已融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但这一地区的政治依然充满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原因之一是在多元化政治格局的大背景下,具有激进性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得到复兴。在中东欧地区[1],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最为成功,影响也最为深远。本文试图探析民粹主义在斯洛伐克的表现形式、长盛不衰的根源、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以及中东欧背景下的特点。一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自19世纪以来,它出现于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2]。迄今为止,它先后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9世纪下半叶,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以及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标志着第一代民粹主义的兴起;20世纪60~70年代,民粹主义风靡全球,而拉丁美洲的民族复兴运动象征着第二代民粹主义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东欧和北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而掀起民粹主义的第三次发展高潮[3]。民粹主义具有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和最含糊不清的概念之一,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心态,它具有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特点,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又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经济的根源。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化,反对精英主义,由于既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也没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常常与其他更强大或更具凝聚性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甚至于被完全吸收。换而言之,民粹主义只有与其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它才具备思想内涵。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是政治家以人民的名义推翻执政当局的一种工具和手段[4]。民粹主义还被理解为一种政治互动和沟通的方式,一种发动政治冲突的方式,旨在挑战执政当局或者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通常,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包含5个因素:呼吁体察民意并强烈反对执政当局,把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对抗性和敌对态度,用二分法把当局和民众区分开来,建立于强势领导人物基础上的高度个人化[5]。民粹主义复兴成为后冷战时代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它与民主的关系在政治学界被广为讨论,学者的观点各不相同。英国政治学者凯诺文认为,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不仅是民主,也是民粹主义的中心任务,哪儿有民主,哪儿就有民粹主义。她还认为,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原因是在民主中存在着两种态度的内应力,一种态度认为民主是世上通向超升的途径,另一种则认为民主是程序和成规,如此,在民主的完美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在民主的允诺与现实之间为民粹主义的出现创造了空间。民粹主义运动、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通常能体察到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他们期望通过民众直接或更频繁地参与政治进程来填补这一鸿沟。从这一角度看,民粹主义的诉求与“参与民主理论”所包含的原则一致[6]。也有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激进政党、抗议性运动和反体制组织的政治形式,具有不民主的特点,因而给民粹主义贴上了“民主的病态”的标签[7]。而且由于民粹主义拒绝所有现存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们无力解决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但鉴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局限性,民粹主义在实际中逐渐走向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和折中主义,而且最终不同程度地导致权威主义的执政方式[8]。总之,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同时又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局限性[9]。二民粹主义在斯洛伐克的表现形式民粹主义通常被比喻成“比萨饼”、“变色龙”和“空壳”[10]等,由此可见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斯洛伐克,根据关注焦点和中心议题的不同,民粹主义有4种表现形式,即民族-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中心民粹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前两种属于强硬派民粹主义,后两种属于温和派民粹主义。相对而言,强硬派民粹主义者更为激进,它们宣扬善恶截然对立的世界观,旨在政治当局和民众之间形成严重对抗局面。温和派民粹主义者不质疑现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也不挑战所在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取向,他们接受法制、多元化和民主,还可以成为政治当局的组成部分,只是通过挑衅或简单化的沟通方式开发新的选民市场或排挤政治对手。所有的民粹主义政党都不具备条理清晰的世界观和完善的政纲,但相互之间又有着许多联系[11]。(一)民族—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形式结合而成,强调种族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原则相抵触,却有着相当的动员潜力。民族—民粹主义分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温和的民族-民粹主义两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有“斯洛伐克民族党”,它主张加强斯洛伐克的民族特性和斯洛伐克人作为主体民族的独特权利(如语言和传统价值观),反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保护主义,抗议外资进入国内,尤其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部门。它有种族主义倾向,既反对匈牙利和境内支持修正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又反对境内的罗姆族人。“斯洛伐克民族党”于1994年和2006年议会大选后进入执政联盟。相比之下,温和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不推崇极端主义,它们避免种族歧视,推崇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即属于此类。该运动领导人梅恰尔有着超凡的个人魅力,曾3次担任政府总理,是“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1992~2002年保持第一大党的主要因素。“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于1992年议会大选后单独组建政府,1994~1998年成为执政联盟的主体,2006年议会大选后又进入执政联盟,只是它的力量和地位已大大下降。(二)左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也分为两种,一类是意识形态倾向较为明显的激进左翼,另一类则没有明确的纲领。激进左翼的代表是“斯洛伐克共产党”,它缺乏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黑白观趋势,拒绝政治和社会现状以及执政当局,对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持消极态度。“斯洛伐克共产党”在2002年议会大选后进入议会,成为反对党。没有明确纲领的左翼民粹主义赞同平均主义、家长式统治和贸易保护主义,得到工人和受到转型负面影响民众的支持。“斯洛伐克工人联盟”属于此类,1994年议会大选后进入执政联盟。(三)中心民粹主义中心民粹主义由坚定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构成,明确反对执政当局,拥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物,坚信市场-经济二元论。一旦中心民粹主义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它们就成为支持现体制的政党,原因是它们最初的许多意向,如加强民主和市民社会、深化市场改革和消除腐败现象等与执政党相一致。“公民谅解党”和“新公民联盟”即属于此类政党,它们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大选后进入执政联盟。(四)社会-民粹主义温和的社会-民粹主义不要求对经济和社会制度彻底进行重组,只是要求通过加强国家作用、放慢私有化步伐和重新分配收入等方式对改革进行调整。社会-民粹主义政党在本质上与社会民主党或中左翼政党没有大的差异,但它们经常会采取极化、简单化和挑衅的政治方式[12]。“方向党”是这一类型的代表。1999年,它在根本改变斯洛伐克政治内容和方式的基础上创立,坚信有能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融合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积极价值观。三民粹主义在斯洛伐克成功的根源1989年政局剧变后,一系列声称代表民意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斯洛伐克历届议会大选中获得相当高的支持率,且顺利上台执政,被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政党一致视为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地区唯一的由强硬派民粹主义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且任期持续4年的国家。而且一些非民粹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偶尔也会采用民粹主义执政方式,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那么,斯洛伐克民粹主义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根源何在?(一)独立国家地位的长期缺失在历史上,斯洛伐克人曾经长期被匈牙利人统治。19世纪下半叶“匈牙利化”政策施行后,斯洛伐克人的政治、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共同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斯洛伐克人一直对他们的民族地位感到不满。无论是1918年签署的《匹茨堡协议》[13],还是1945年的《科希策政府纲领》[14],或者是1969年开始实行的联邦制[15]都未能给斯洛伐克人带来真正平等的地位。1989年政局剧变后,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在民主化进程伊始就国家法律配置问题进行谈判,最终因双方观点和立场相差甚远,难以调和而导致联邦解体。在1993年斯洛伐克独立后不久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大部分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家解体的原因是,捷克人不愿意给予斯洛伐克人平等的伙伴地位。在长达一千年的岁月中,斯洛伐克人始终感觉处于屈从的地位,尽管最终于1993年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还是感觉到各种针对斯洛伐克民族自由和国家主权的威胁,首先是来自历史的敌人匈牙利,其次是来自专横、傲慢的西方国家。除了外部安全威胁,斯洛伐克人还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困扰。通常情况下,民众在预感到威胁时倾向于强硬派领导人物,以便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难题,故具有超凡魅力的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在斯洛伐克大受欢迎。国家地位的长期缺失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斯洛伐克人怀有非理性的政治心态,如受迫害妄想症、防卫的态度方式、政治消极主义和自我怜悯等[16];另一方面,缺少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和政治文化的民主模式[17]。这一切为民粹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政治文化的作用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对政治活动起着显著的制约作用[18]。斯洛伐克政治文化具有下列特征:1.对国家的强烈期待。1991年5月,有一半的公民希望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1992年6月,一半以上的公民赞同采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希望国家发挥显著的影响[19]。早在1926年,斯洛伐克政治观察家杨夏克就发现,斯洛伐克政治误区之一是对国家万能的信念和确信国家应该对所有贫困、不足和冤屈负责[20]。2.突出的平均主义。1993年3月,2/3的成年公民希望减少收入差距,农村的居民更是对变化采取拒绝态度。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联邦时期实行的指令性再分配体制有着一定的联系,那时斯洛伐克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1]。3.明显的经济乌托邦主义。1992年,2/3的斯洛伐克人反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有一半的人相信,如果所有人的工资提高了,那么人们生活就会改善,而且也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经济乌托邦主义导致轻信民粹主义政治家的许诺[22]。4.消极的生活态度。在长期的家长式统治下,斯洛伐克人的奋斗精神和竞争感不足,个人责任感较弱。1993年,66%的斯洛伐克人宁可选择舒服但低薪的工作。不少斯洛伐克人认为社会有义务保障他们的生存[23]。5.对强硬派领导人物的期待。1992年,58%的斯洛伐克人认为,在政治谈判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虽然在权威主义与强势领导之间没有明确联系,但在转型关键时期,斯洛伐克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期待强硬领导与部分独裁的政府[24]。6.对外部世界不信任。1993年斯洛伐克独立之初,有将近一半的公民希望斯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