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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讲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此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大地一度出现和平的曙光。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拒不承认人民在抗战中已经取得的权利，无意实行任何民主改革，并背信弃义地撕毁包括《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定和协议，甚至不惜发动内战。这样，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大决战终究不可避免。一、战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和平建国的难得机遇。然而，战后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充满着种种矛盾和斗争，既存在着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的因素，也潜伏着极大的内战危机。从国际形势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国际民主进步力量空前壮大。资本主义营垒中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也受到极大削弱。战后，社会主义苏联作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国际影响大大增强，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相继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也不断发展。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空前高涨，在大战中遭受重创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一步趋于瓦解。世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和平的事业。然而，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又是动荡不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的两大盟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处理战后一系列问题时产生了种种矛盾。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力急剧膨胀，成为战后世界的头号强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政府即设想了一幅以美国为领导的战后世界的蓝图。战后，美国一方面着力巩固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加强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控制；一方面把苏联视为与之竞争的主要对手，竭力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又多方插手亚非事务，力图限制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影响其发展方向。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大国地位，但在战争中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苏联鱼须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战争末期，美苏关系就开始逆转。战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反映着两国不同的利益考虑，而且很快带上了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这对战后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美苏两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演变以及两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影响战后中国局势的重要因素。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达成协议，事实上把中国纳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但美国也允许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利益，并对中国保持一定影响。双方还商定，战后共同支持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政府，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采取赞助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既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又表示愿与中共发展关系。但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政府考虑的重点是战后问题，其政策转向扶蒋反共，企图通过压迫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条件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统一抗战末红期，苏联借出兵东北的机会，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相关协定，基本恢复了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强占的权益；作为交换，苏联政府在条约中同意，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只给予国民党政府。战后，美苏矛盾虽然日趋尖锐，但双方斗争的重点在欧洲，两国都担心日趋激烈的国共斗争会引发它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中国问题上仍能维持一定的合作。从国内形势来看，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不仅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增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经由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1945年8月巧日，中国民主同盟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实现国内和平的呼吁。全国人民热切期望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和要求，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对战后的国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实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不过，党在七大时虽然已经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由于抗战很快就结束了，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取得预期的发展，还不足以抑制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把大批军队撤退到大后方，力图保存实力。结果，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日益腐败，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随着抗战胜利行将到来，国民党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维护其战后的统治上来，试图通过种种手段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压制国统区的民主力量。1945年5月下旬，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说，他的责任是“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国共斗争无法妥协。虽然国民党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正是在国民党加紧反共、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下，国共关系日趋紧张。1945年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中国战局立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随着抗日战争迅速进人尾声，国共矛盾也立刻变得十分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行动”。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些都是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和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在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曾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当蒋介石下达了禁止中共部队参加受降的命令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把反对内战危机置于各项政策的首位。8月13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然而，国民党在这时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并有美国飞机军舰运送的便利，但它们绝大部分仍滞留在大后方，远离敌占区，无法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这种战场态势，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武力解决的方案，转而采取政治解决的手段。后来，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国民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共的武装。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较量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二、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的签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蒋介石接连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问题”。此时，全国人民正热烈欢庆抗战胜利，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蒋介石在这时突然发出邀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施加政治压力，让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经过一周左右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它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党按照七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以审慎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并形象地说“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他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人民军队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个《通知》把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主张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方针策略系统地阐述明白了。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许多人由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谈判开始后，中共方面首先提出11点意见，内容涉及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等。提案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坚定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作出让步，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立足现状，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