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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5日上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议上以“赞成2761票，反对81票，弃权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此次《立法法》的修改成为中国立法史上新的里程碑。立法法的内容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法律第一节立法权限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第四节法律解释第五节其他规定第三章行政法规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第一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二节规章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第六章附则一、《立法法》诞生及修改历程1、2000年3月15日立法法诞生。2、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3、2014年8月25日《立法法》草案稿一审。4、2014年10月《立法法》草案稿二审。5、2014年12月22日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6、2015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的汇报，就进一步修改完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出重要指示。7、2015年3月8日-14日《立法法》草案稿三审。3月8日，草案三审稿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近3000名人大代表听取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此后各代表团进行了审议。8、2015年3月15日通过修改决定。亮点一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修改后的《立法法》为地方立法权做了扩围，依据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覆盖到所有设区的市赋予了地方立法权，但同时新《立法法》明确了地方立法权的边界，规定设区的市只是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修改的例外，是“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新立法法在相应条文中明确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实现扩围并同时划定边界这一点。亮点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多少年来，尽管我国有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但是税收税种的设立、税率等确定一直处于政府及部门的规定及其税收征管活动之中，社会上不时会出现某些不确定的说法和预期。为此，许多学者、专家呼吁，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必须法定。虽说经过一些曲折，但是最终这样的呼吁、议案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于是，在修改后的《立法法》“税收”第八条中专门增设一项作为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样，今后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等问题，都得通过人大立法决定。亮点三规范部门规章权限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亮点四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项的法律草案，可以由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亮点五制定规章不能限制公民权利在允许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同时，修改后的《立法法》强调了不得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力或增加其义务，以保障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其第八十条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以及第八十二条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亮点六司法解释仅限于最高法、最高检修改后的《立法法》增设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条款，其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同时，新《立法法》明确限制该司法解释的权力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部实施了15年的“诸法之法”此次修改，不仅仅是在具体法律技术和制度细节上的完善，更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了新的驱动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秩序基础，进而将这种秩序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引导和依据，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的规则预期。修改后的立法法首先重新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立法公意的权威首先是中央权威，涉及全民共同意志的利益必须是中央立法，尤其是法律保留的事项，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局部利益和现实约束条件，形成一种中央权威与地方局部利益的均衡结构。新的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细化和对设区的市授予地方立法权，正是这一逻辑的表现。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地方首创精神，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既是对这种地方探索的肯定与激励，也是一种约束和责任，通过一种严格的立法权限、范围与程序的控制将地方探索归拢到统一的法治秩序和精神之中。在对地方立法“放权”的同时，新《立法法》对授权立法也给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等。这样可避免“一揽子授权”和“无限期授权”，并及时纠正被授权机关不当的授权立法行为。修改后的新《立法法》有望遏制政府的“任性”，也是打造法律体系升级版的重要引擎，期待以新《立法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为实现良法善治夯实立法基础。众所周知，法治的本意就是良法善治，有良法才有善治。一部科学、民主的立法法是实现良法可依的重要保障，是规范国家整个立法活动的根本依据，也是规范立法工作的基本法。《立法法》的修改是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