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浙江范本

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浙江范本《农民日报》（2011年11月21日01版）图为杭州市萧山区现代花卉苗木产业一角（资料图片）编者按发展现代农业是党中央、国务院遵循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延续数千年的国度中，如何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各地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进行着生动的实践和探索。可贵的是，浙江在人多地少等资源条件制约中，高擎“义利兼顾”的文化大旗，始终紧紧围绕“市场”和“创新”，既保粮食安全又实现了农业的高效生态，走出了一条独特而富有成就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谱写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范本。解剖浙江样本，总结浙江实践，提炼浙江经验，将给各地发展现代农业诸多启示、借鉴和思考。本报记者孙林宁启文蒋文龙张丛胡立刚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国门内外，万商奔竞，浙江数尽风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之地，到明清以来的江南鱼米之乡，再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先行之区，一代代勤劳智慧的浙江人延续着繁荣富裕的梦想，创造出无数的人间胜景。抚今追昔，叹为观止！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林业产业；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没有皮革，却有驰名全球的皮革城；300多个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产业群“无中生有”，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独领风骚。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浙江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催生了新时期的温州模式、台州现象、宁波经验，并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诸多“第一”写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历史。尤其是，400多万浙商奔赴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100多万浙商走出国门在海外兴业，更是将浙江人的无尽风流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中，浙江从创造农业的工业化路径到创新发展农业主体、创建农业要素集约平台，再到创立公共服务体系匹配农业市场化，以及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七山一水两分地”的浙江，用市场引导农业，用创新引领农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大步转型升级。浙江范本、浙江创造在农业领域又一次掀起巨浪。从“一只梨子卖五元”到“农业当作风景卖”——农业发展理念的浙江创新从效益农业到高效生态农业再到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十年磨一剑的浙江，走出了一条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创新之路在祖国版图上只占1%的浙江，创造了全国7%的GDP总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各省区第一位；在世界人口总量中不足1%的浙江，却有数百万浙商活跃在世界各地，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历数浙江经济所创造的成就，不能不追根溯源，挖掘独具特色的浙江文化。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到“永嘉学派”的重商文化，千百年来，浙江文化逐渐形成了“义利兼顾”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后，浙商的“文化基因”被全面激活，最终形成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引领下，浙江人用创新理念和市场意识谱写出中国民营经济的亮丽篇章，也探索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独具特色的浙江道路。在全国版图上，论粮食生产，浙江不能与其他许多省份相提并论，因为浙江全国陆地面积最小，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半亩，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平原、丘陵、山区、海岛样样俱全，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表现特别突出；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本身而论，农业只占GDP的5%，而且在日趋缩小，农民人均收入尽管连续26年蝉联全国省区第一，但农民增收以打工为主，农业的贡献只是个零头。浙江还要不要农业，浙江还有多少土地发展农业，浙江的农业该如何发展，这样的争论出现在浙江农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反方的观点十分尖锐，也十分激烈，认为对浙江来说，搞农业是劳民伤财，浙江应该扬长避短，专注发展工业，只要有钱，不怕买不到粮食。而正是“义利兼顾”的浙江文化，在每一场争论中，引领浙江农业开拓创新，走出一个又一个困境。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人率先踏上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破冰之旅。“效益农业”这个生疏的概念开始进入生产领域。但什么是效益农业，怎么搞效益农业？1998年，《浙江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题目是“一只梨子卖五元”，说的是慈溪市农业结构调整，种出的梨子不是论斤卖，而是论个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兴奋地批示：这就是效益农业。浙江效益农业就此拉开大幕。整个社会开始兴奋地谈论效益农业，茶叶、食用菌、花卉苗木、水产等产业相继进入人们的视线，农业生产结构快速调整，浙江农业开始进入“什么来钱种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浙江现代农业的真正发端，在于效益农业。效益农业，让浙江农业从传统中走出，开始学会用市场意识处理问题、用创新意识破除障碍。市场取代了计划，创新打破了僵化，效益农业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但社会的发展，很快让浙江人意识到，农业生产没有效益是万万不能的，但仅有效益是万万不够的。当时的背景是，为了效益，一些人逐渐从“什么来钱种什么”走上了“什么能卖钱就提供什么”。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一度困扰着人们。浙江农业何去何从？浙江农业遇到了严峻挑战。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高瞻远瞩，果断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就是要大力实施以“高效、生态”为目标，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形成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概念的提出，又一次体现了浙江人超前的市场理念和创新意识，也让浙江农业主动避开了一个又一个质量和安全问题的陷阱。从理论上来说，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实现阶段，各种现代农业的特征都应该得到较高水平的体现。因此，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须处理好高效与生态、高效与粮食、高效与农业多功能性等等关系。“义利兼顾”的浙江文化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高屋建瓴，将农业产业进行分类，提出粮油是战略产业，始终动摇不得；而蔬菜、茶叶、果品、畜牧、蚕桑等十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发挥农业的可持续比较优势；同时，发展新兴产业，走生态化道路，开发休闲观光农业、观赏渔业、森林旅游等农业的多功能价值。在细分产业的基础上，2006年，浙江颁布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首次明确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集聚为特色的四大产业带和重点产业发展领域的划分和建设，并从生态角度，对十大产业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原则。紧接着，又马上出台加快发展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形成农业“块状经济”发展格局。块状经济这一工业化的理念被首次引入农业领域。浙江“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高效生态农业的过程，是浙江“三农”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是城乡统筹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正是因为浙江深刻把握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看到了市场主体自发的规模化倾向，看到了工业化、城镇化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动力和机会，看到了标准化、科技化的前景和潜力，浙江才及时提出了“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战略目标。可以说，这一目标是高效生态农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市场意识和创新理念的力量。在浙江人的眼里，发展需要定位，市场需要细分。就发展阶段而言，浙江离农业强省还有距离，但浙江完全有条件抓住高效生态，成为农业强省；受客观条件制约，浙江不可能成为通俗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但浙江完全可以在特色精品上做好文章，成为这一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沿地带，浙江历来备受瞩目。尤其是来自高层的关注，赋予了浙江改革更多的“标本意义”，也使浙江发展的立场更加坚定，改革的信心愈加增强，改革的思路愈显清晰。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希望浙江发扬成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发展优势，积极挖掘发展潜力，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大地掀起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浪潮。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浙江人均GDP率先达到6000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已走在前列。但是，根据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浙江更要在农业上下功夫，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互促共进，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切实保证浙江的“三化同步”走在前列。代省长夏宝龙同时认为，浙江要实现“三化同步”走在前列，一定要在突破三万亿GDP上下功夫。如何突破，浙江必须加大现代农业发展力度，通过现代物质、装备、技术等的投入，借助浙江工业化、城镇化优势，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的建设。从“两个老人八颗牙”到“一社一名大学生”——农业主体培育的浙江创新浙江农业十年三大跨越，伴随着每一次跨越，浙江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的农业主体不断涌现，农业主体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显著增强和相应提高在现代农业的发展内涵中，蕴含了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通过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要求，这凸显了现代农业发展主体的重要作用。现代农业呼唤强大的农业组织，现代农业亟须人才引领。著名“三农”专家、“超级农民”顾益康多次感叹：在浙江，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三八六零”部队，除了妇女，就是老人。一次，他下乡调研，看到两位农民老夫妻在种地，一问，两个人年龄加起来超过130岁，牙齿却只剩八颗。顾益康的感叹，道出了浙江农业普遍面临的尴尬：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但由此也带来一对矛盾：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浙江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十年来农业的三次跨越中，每一次，浙江都倾注心血，加大农业主体的培育力度。2004年，浙江省开始评定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紧接着，实施了“百龙工程”，重点扶持了一批带动农户能力强和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由此，引来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浪潮：“万向”鲁冠球、“万事利”沈爱琴、“西子”王水福、“现代”章鹏飞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纷纷回归农业……不仅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资金，也将先进的管理经验、超前的市场意识带进农业领域。后来，这些企业大多成为农业体制机制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主力军。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企业的利益是否会和农民利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对此，人们曾经争执不休。浙江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浙江诸暨的“茂阳”和“永宁弟兄”分别由工商业主创办，经营的业务都是农业开发。其中“茂阳”每天要配送10万份快餐到企业、学校的食堂，每天消耗菜米近200吨，而这大批量的农产品基本上都由企业在当地组织生产。寸土寸金的浙江，两家企业为什么要做农业，又是怎么做农业的呢？原来，两家企业都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茂阳”的做法是建好大棚等设施后，再转租给当地农民，由农民管种，由企业管收，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企业收购价，农民有权将产品卖给市场，一对夫妻一般可种大棚5个，年收益10万左右；“永宁弟兄”的做法是从村集体流转土地，其中收益部分的10%作为村集体股分红，20%作为新农村建设股份，企业经营亏损时则按每年5万元的保底数交给村集体，农民则被返聘到公司上班，男工每天50元工资、女工30元。“茂阳”和“永宁弟兄”的做法，都是以市场化的手段，将企业的效益和集体、和农民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陈栋铭和楼建华分别作为两家公司的老总，对此认识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那么，公司就流转不到土地，也找不到农民干活，最后，公司将无法生存。宁波市农业局局长鲍尧品认为，浙江工商资本的主体基本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对农业、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他们反哺农业，用工业化的理念、市场经营的经验带动千家万户农民增收，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当然，允许他们获利的同时，要做好合理的引导，一是要坚决制止流转土地非农化，二是要通过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把广大农户组织起来，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进行专业化分工、合作化经营。鲍尧品的意见代表着浙江广大农口干部的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在肯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