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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动词与文化身份构建身份构建（Identityconstruction）已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等的研究议题，如今也成为语用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Lakoff（1989）认为，在日常会话中，交际者不仅传递信息，而且构建自身形象身份。说话者使用语言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言语行为，构建自己或对方的身份。话语中的身份构建涉及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权力、地位等特定语境因素对语言形式选择的制约。指示语（deictics）是对话语语境高度敏感、高度依赖的。因此，在交际中，参与者选择与身份相匹配的语言形式（指示语）来构建自我身份和他人身份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指示及指示动词（一）指示指示是人类语言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任何语言中都有一些特定语言手段来指示语境中的某一成分，使话语与一定的人物、事物、时间、空间等发生直接联系（Lyons1977：636-656）。Lyons所说的语言手段就是“指示语”（deictics），是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中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Levinson（2004）指出了指示语的“界定问题”（boundaryproblem），即指示性语言单位的划分不够清晰明确。也就是说，除了那些被认为是语言学中的典型指示语之外，很多语言单位在实际话语中也具有指示性。比如说，“Let’sgotoanearbyrestaurant”中的“nearby”显然是具有指示性的，指向话语双方都知道的附近某家餐厅。又如：Whatagreatpicture！（saidlookingatapicture）及Thefunnynoiseisourantiquateddishwashingmachine.（saidpointingchintokitchen）通过体势或眼神传递，说话者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导向了即刻语境中的某些物体或特征，这样使得话语中的某些语言单位（“funnynoise”及“greatpicture”）具有了指示性。由此可见，就语言符号与实体事物之间的指称而言，指示代词并不是唯一具备指示性的语言单位，形容词（如上述“nearby”）及大多数名词短语（如上述“funnynoise”，“greatpicture”）在实际话语中均有指示性。（二）指示动词指示动词普遍存在于自然言语中，如：英语中的“come”和“go”。Fillmore（1976）就曾指出指示位移动词（deicticmotionverb）能指向某个观察视角，即说话人观察话语中发生的动作的视点角度。通常“come”被用来表示动作移向“指示中心”（origo），即观察者所处位置，相反，“go”表示动作远离观察者或指示中心。如Fillmore所举的以下两句话（Fillmore，1976：102）：A.ThedoorofHarry’slunchroomopenedandtwomencamein.B.ThedoorofHarry’slunchroomopenedandtwomenwentin.Fillmore指出A句中的“come”使得听者（读者）位于餐厅内，若要拍摄该场景，则摄像机应架在餐厅内。B句则使得读者位于餐厅外，摄像机位于室外或街上。Fillmore的“视点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指示动词最基本的指示特征，即指向物理空间语境中的某些特征。通过对自然语言语料的观察，笔者发现英语中的动词所承载的指示性还是很丰富的。如下面这则新闻报道里一位教会牧师的话：（1）“It’sreallycrippledus，”localchurchpastorWillieMcDanieltoldABC13.“Peopleareafraidtogooutthedoor.Peopleareafraidtodothis.Somethinghastobedone.”（BYMELISSACHANNEWYORKDAILYNEWSJuly29，2015）这则新闻报道的是洛杉矶的流氓团伙号称发起一项“百日百人杀戮”的恐怖比赛，看谁能在100天内以最快速度杀100人。面对如此恐怖主义行径，当地教会牧师的回应：“It’sreallycrippledus.”字面上看，动词cripple表达了当地居民害怕得都不敢出门，犹如“腿瘸了，无法行走”。但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该动词还指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是核心价值观之一，其中就包括了人身行动自由。说话者通过使用cripple，除了表达对恐怖行径的畏惧之外，更想表达强烈的义愤与零容忍，因为这无疑是剥夺了行动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综上所述，本文所考察的指示动词并不局限于“come”和“go”，许多动词或动词短语在自然言语的特定语境制约下都承载着非字面信息，指向语境中各种参照系数。如何解释指示动词所承载的这种指示方式是本文重点探索的内容。（三）指示方式的解释西方学界有关指示语的理论颇丰，其中有不少涉及指示语指示特征的论述（具体参见Levinson1983：54；Hanks1990：5；Haviland1996：282；Ochs1990）。纵观这些理论，笔者发现都没有系统地讨论指示语的指示方式，也没有解释指示语与语境（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机制。之后Levinson（2004）提出了指示语在自然语言中的特性，使我们对指示语的指示方式及其与语境之间的指示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Levinson指出指示语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了主观性（subjective）、意图（attentional）、注意（intentional）及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Levinson的观点给本文所探讨的指示动词的指示方式与语境关联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动词在特定语境的话语中之所以承载了指示性，是因为说话者首先有交际意图，在主观性的制约下选择了某个动词，通过该动词把听话者的注意力导向特定的话语语境并与其中的某些特征相关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话语语境按从狭义到广义、从实到虚，从变化到稳定可分为三类：物理即刻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何刚，2006）。换言之，话语中指示动词既可以把听话者的注意力转向物理客观语境，如：起始点、目的地、方向、运动轨迹、观察视角等；又可以导向社会语境，如：社会角色、权势、等级地位等，甚至关联文化语境，如：价值观、信仰、习俗、规约等。通过这种注意力的引导，指示动词的语义与话语语境发生了密切关联，所以说对指示语的解释是与语境密切相关的。二、身份构建（一）指示语与身份构建“身份”指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身份构建”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身份建构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语言选择的影响，语言构建了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对世界的理解。话语，作为语言的具体应用形式之一，自然也具有身份构建的功能。与身份构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视点站位（stancetaking），视点站位指说话人站在什么角度说话，即说话人的视角选择（冉永平，2007）。因此，笔者把身份构建定义为：会话者在实际交际中选用一定的语言手段（如本文关注的指示动词）来呈现视点站位，并以此构建自我身份的言语行为。（二）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构建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又译为文化认同，涉及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首先指向的是这种文化的内部特质，是一个族群在长期的传统中形成的系列独特特征，是文化身份的恒定层面，制约着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文化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一种视界。在这种视界之中，人们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或有价值的，或应该做的，或该支持或反对的。如在美国，平等、自由、诚实、独立、追求幸福等是美国人在两百多年内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在美国人的日常言语行为中引导人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与此同时，文化身份是认同与构建密切相连的过程，在认同中构建，在构建中确定新的认同。文化身份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就群体而言，不但有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身份，还有性别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会随着政治、经济、历史变化而不断构建，维系并冲击原来的认同。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国家，种族矛盾、阶级对峙是较常见的。美国国会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后，不少对同性/异性婚姻选择自由权的社会问题也浮出水面，人人对此议论纷。比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BruceJenner曾经是终极阳刚的象征，其却于2015年6月变性后登上《名利场》（Vanity）刊封面，公布了自己的新名字CaitlynJenner，并讲述了自己变性心路历程，展现了“她”对自我性别身份的一种认可与突破。（三）文化身份构建的语用行为话语是特定语境中的一种言语行为，其意义取决于语言的使用方式。广义的语境可以指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狭义的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即刻语境。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地位和身份，并构建符合自己的身份。例如：奥巴马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在回顾美国历史的过程中构建了其总统的身份。语用学家Verschueren指出，真正的语用学不研究理想人群的社会变量，而是着眼于构成实际说话者社会身份的各种变量，如：文化、社会阶级、民族、教育程度等（Verschueren1992：92）。因此，在实际话语中，因语境不同，文化身份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名族或国家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跨民族层面、阶级层面等。鉴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是指主流的文化身份（mainstreamculturalidentity）。通常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下指主流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当语境切换到男尊女卑时，便涉及性别与文化身份。当语境有关黑人歧视问题时，那就是种族与文化身份。因此，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2）“Asthepresidentwhocametooffice，ablackmanpromisingtobringpeopletogether，amanideallysuitedforthatjobsinceyouwerebornbothblackandwhite，youhadaGod-givenchancetoactuallyproclaimanddemonstratethatracialdividesandprejudicehadgreatlydiminishedandthatoursocietywastrulybecomingcolorblind，”hewrote.（BYDeborahHastings/NEWYORKDAILYNEWS/June25，2015）在这则新闻中，“thepresident”，“blackman”，“aman”及“you”均指奥巴马总统，但这四个词却使听话者激活了不同的语境参数。显然，说话者通过选用不同的指示语来呈现自己不同的视点站位，从而构建奥巴马总统的不同文化身份。说话人首先用较正式的“president”来指向奥巴马身为一国总统要职的社会角色；“blackman”则指向奥巴马的肤色，即总统的种族身份，隐含指向现今美国种族对持问题；“man”及“you”构建了说话者与总统平等的地位，折射出美国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这是一种主流的民族身份的体现。三、话语中指示动词与美国文化身份构建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复杂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赋予。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文化身份层面更是错综复杂。本文主要从以下四方面，通过语料分析动词与说话人构建自我或他人文化身份之间的指示关系。（一）指向社会角色同一说话人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在不同场合的话语交际中，说话者会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迎合不同的场景、听众群，同时表明自己在话语中的社会角色。此类语言形式在话语中就是具有指示性的，说话者通过这类指示性语言形式构建自身的社会角色。（3）“Ithinkmorethananything，theyjustplayedonheremotions，”DavidFavrosa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