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管子的商业治国理论

第六章管子的商业治国理论•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思想家.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商.初事齐国公子纠,助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齐桓公不计前嫌,经鲍叔牙保举,任其为卿.他在齐进行改革,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由官府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因此国力富强.遂在此基础上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有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著述总集《管子》.《管子》中有一部分专门论述“轻重”问题的篇章，俗称轻重篇。这一派可称之为“轻重派”，他们的主要政治理论是商业治国，在先秦诸子中独具一格。一以“轻重”治国说•一、“轻重”一词的含义•《管子》轻重诸篇广泛地使用了“轻重”这一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轻重指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抱成见，一切事情都像市场商品价格那样变幻不定。在一切变动的世界中，要善于区分事物的轻重缓急，找出中心环节和决定性的因素。旨在说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时代应有不同政策，不应拘于一策，抱残守缺。•第二，轻重还表现为一种制度或法令的规定。•第三，“轻重”一词除上述两种含义外，主要的是指有关市场、商品流通、货币、财政、物价方面的理论以及有关的政策和措施，这是轻重诸篇特点之所在。二、以“轻重”治国轻重诸篇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作者们认为治国之道的关键是掌握轻重之术。从方法论上说，治国之术不应守成和循规蹈矩，而且不应成为既有经验的奴仆，正如《国准》所说：“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从具体方面考察，轻重之术把政治的重点移到市场，、财政和经济方面。《国蓄》说：“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轻重治国的中心就是国家要通过掌握市场和物价，把社会的财富集中到国家和君主手中。君主只有掌握了丰厚的资财，才能通理天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个“利”字相连结的。《国蓄》说：“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轻重乙》说：“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据此才能把政治的重点移到财政和经济上来。《事语》说得最为清楚，“非有继续，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法家、儒家从不同立场出发，都把强本抑末、强本节用、发展农业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轻重篇的作者们虽然也赞成发展农业生产，但他们认为停留在这一步，非但不能治国，反而会有害。作者认为治国之道的要害在掌握轻重之术，即“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拥有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以此治服天下。只顾生产而不善于理财，财物反为他人所用，有害而无益。轻重诸篇清醒地看到，经济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令能否生效不在法本身，而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国蓄》说：“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威罚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治国之道在于轻重之术，只有掌握了经济命脉，操纵了人民的生计，才能治国治民。儒家把仁义看得高于一切，轻重诸篇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利益是仁义的基础，仁义是经济利益的派生物。《轻重甲》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轻重诸篇很少讲兵战，他们的立足点是商战，认为只要拥有经济实力便可制服对方，而经济实力来源于轻重之术。“国有十年之蓄”即可以有“十胜”，其结论是“富胜贫”。二关于市场规律的认识主张通过市场和操纵物价获取资财，是轻重之术的核心。谷物、货币、万物的比价问题：货币又称“通货”、“通施”。作者对货币的流通;储藏；支付职能的认识相当精辟和深刻。《国蓄》说：“黄金刀币，民之痛施也”。《轻重乙》说：“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山权数》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余。”谷物具有两重性质，一是作为一种商品，二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即具有货币的性质。由于谷物具有两重性，所以才出现了谷物、货币、万物三者的比价关系。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关系，作者概括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货币购买力的高下与万物价格的高下成反比。《轻重乙》说：“栗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山至数》说：“谷重而物轻”。这里所说的轻重也是指价格现象。正像《国蓄》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轻重乙》说：“五谷栗米者，民之司命也。”关于物价轻重篇的作者们对市场物价受供求的影响有准确的观察。《国蓄》说：“物多则贱，寡则贵”。《乘马数》说：“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泄，指流散、抛售、推销。射，指抢购。在正常情况下，成本与物价成正比，成本高，物价也高；成本低，物价也相应下跌。物价的涨落常常与成本形成背向关系。《国蓄》说：“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自然环境、气候、时令等对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也直接影响到物价。年成好坏对物价也有直接的影响。季节对物价也有明显的影响。政府的政令对物价的起伏有着直接的作用。市场物价总处于波动之中，不会稳定不变。《轻重乙》说：“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低，不得常固。”衡即指轻重。市场物价虽然变化无常，但有规律可循，也是可以把握的。作者建议国家要掌握并利用市场物价的起伏以谋大利。三国家垄断以牟利论他们要把市场也转变成专制君主施展权威的场所，成为君主获取财利的渊薮。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建议专制国家要垄断、控制货币及主要商品，并以此取利。垄断货币的铸造与发行货币之用并不仅限于经济，同时还有直接的政治效果。《国蓄》对货币的作用概括为如下三项，即“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人君铸钱立币。”掌握铸币权也就掌握了发行权，《山至数》说：“布币于国。”掌握了货币，就能控制住利途，正如《国蓄》所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家在垄断货币过程中，关键是要把握币值，《度》说：“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币重调于数而止。”币重指货币购买力高，币轻指购买力低。掌握充足的谷物由于谷物是民之“司命”，是“万物之主”，因此国家应把大部分谷物掌握和控制在自己手中。民以食为天，君主掌握了五谷，自然就处于天的地位了。正如《国蓄》所说：“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备粮不仅是内政的基本条件，同时又是备战的基本保证。《轻重乙》说：“天下有兵，则积藏之栗足以备其粮。”掌握了货币和粮食，就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山至数》说：“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积谷的方法主要是租税、借机强征、以币放贷、以谷收贷等。控制盐铁《海王》篇主张“官山海”。《地数》篇主张国家独占矿山。“山上有赫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作者认为这些是“天财地利之所在”，应由国家控制。垄断山林及特产山林池泽及山林特产等应由国家垄断和控制。《轻重甲》说：“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沼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总之，一切自然财富都应收归国有。操纵市场，从中取利财政收入是否充裕，是国家强盛与否和君主实力大小的重要依据之一。田租、租籍、户口税、人头税、房产税、牲畜税等等，都属于明夺之列。明夺招人怨，他们认为应该改变这种方式，由明夺变为暗取。所谓暗取，就是通过市场方式来获取资财。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把政治权利、货币、谷物等方面的垄断与市场结合起来，制造物价起伏，从中取利。通观之，办法有五：第一，通过垄断价格以取利。轻重家主张国家垄断盐、铁和一些土特产品，并利用垄断价格大发横财。第二，用行政手段制造物价起伏，从中取利。第三，强令货币谷物互相折代，从中取利。《巨乘马》说：“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高下之策”也就是“轻重之策”。一切都按市场的原则进行，只是交替用货币和粮食折代，但农民的血汗却因此而不知不觉地流入了国府。第四，利用市场规律取利。“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规律，进行商业投机。作者认为，国家要善于囤积并及时进行吞吐。第五，放贷以取利。作者最重视国家放贷的作用。放贷既可以扶植生产，又可坐收大利。上述诸种取利之法，从不同角度把政治权力与经济方法结合为一体。在实行的过程中，政治支配着经济，经济原则变成了政治的婢女和政治掠夺的工具。四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治国方略财政是国家的实力基础，国家握有的经济实力越大，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能力就越大，因而治国方略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控制与经济鼓励轻重家认为，君主对人民的统治与支配能力取决于经济的支配能力，为此他们提出如下一些主张：君主要操纵和支配人民的生产活动要控制住谷物。“谷者，民之司命也”人民的贫富之机要掌握在君主之手，要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能做到这一步，“民之戴上如日月，视君若父母”（《国蓄》）对人民富贫的程度要掌握适当。那么究竟是民富好治，还是民贫好治呢？轻重家认为民富难治，《巨乘马》说：“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山权数》说：“民富则不如贫。”《度》说：“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轻重家主张民贫，但他们又认为，也不能使民过于贫苦，否则民会铤而走险。使民贫又不至于暴乱，这是在是一种政治艺术。轻重家主张经济控制外，还主张经济鼓励，认为只有奖赏才能使臣民尽力。《轻重甲》说：“爵禄不随，臣不为忠。”重赏之下必有猛士。以经济实力解决矛盾轻重家们认为，在瓜分农民的劳动成果上，国家与大夫之家、大商人称贷之家存在着矛盾。为了抑制这些人的势力，轻重家提出，首先要从经济上对这些人进行限制、控制，乃至剥夺。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轻重家业着眼于经济。他们认为，依靠重赐、商业战争以及赈贫等方式，便可使诸侯宾服或置对方于死地。对边远的四夷之国，重赐必然来朝。对于四邻之国则要实行商业战争。轻重家特别注重对与经济相关的基本数字统计和计算。《山国轨》专门论述了要准确了解和掌握土地、人口、货币、物产、行政区划等情况和数字，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主张把统计作为政治的基本依据，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少有的，是当时难得的卓见。对管子思想的评价战国时期商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商业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轻重家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场上，主张垄断当时主要的商业活动，并且把垄断与政令结合起来，人为地扩大商品交换范围，制造价格大起大落，从中取高额利润。这种利润远远超过了当时商业的平均利润，是一种以商业为掩盖的强盗式的掠夺。商品自由平等的交易从市场中被强力驱赶出去，变成为刀剑逼迫下的交易。他们用权力摧毁了价值规律，把价值规律置于无用之地。轻重家格外注重经济关系，究其实，他们更看重政治暴力的作用。他们的这一套理论把君主专制主义贯彻到了经济生活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的发展。从认识上看，轻重家是一批天才人物，他们对经济生活的考察和认识在当时是最深刻的。但他们破坏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自然过程，使它变成了专制君主手中的弄物。因此，这一套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又起过很恶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