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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汇率—计价单位—人民币汇率的高估阶段本书首先考察我国传统体制时期（1949年至1978年）的汇率实践，并运用这一时期的汇率实践对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第一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初，还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Country），这主要表现在：（1）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1只有466亿元人民币，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86元，而人均收入只有66.1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大约只折合18美元；2同时，国内民族资本极为稀缺；（2）人口已超过5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3）农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均为90%左右，农业产值则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而且农业生产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缺乏实物资本的配合，有些地区甚至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生产力水平极低；（4）工业主要以纺织业和食品业等消费品工业为主，重工业3则极为落后，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9%。4由于重工业落后，导致我国工业生产的资本十分匮乏，大多数工业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机械化水平很低，绝大多数企业设备十分简陋，规模很小，生产率低；1所谓工农业总产值，是指工业和农业部门在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和。这个指标是我国在传统经济体制中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指针，它是建立在传统的物质生产概念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只有生产出有形的物质产品（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是最直观、典型的物质产品）的活动才是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和收入的源泉。2肖灼基主编：《中国经济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3重工业是相对于轻工业而言的，划分轻重工业的依据是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将工业划分为轻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所提出和采用的。我国将大多数生产数据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工业划为重工业，而将消费品制造工业划为轻工业。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生产数据（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生产建筑物等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燃料、存货等流动资产）实际上是实物资本，因此，重工业实际是主要生产资本品的工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工业部门愈来愈多地生产消费品，如小汽车、耐用消费品及家用电器等）。4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简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VI-4页。（5）失业问题严重。1949年，当时城镇失业率高达23.6%，仅城市失业工人就达400多万，5与此同时，由于在旧中国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极为低下，因此导致人力资源的素质普遍较差。据估计，当时约90%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6）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且这种狭小的市场也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而国内可供出口的产品品种十分有限，数额很少，出口创汇能力极低，因而导致外汇极为短缺；不仅如此，由于受国民党长期统治和战争长期破坏的影响，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比抗战前的1937年下降了一半，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5%，其中粮食和棉花分别下降了43.6%和51.9%，结果使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剧减；另一方面，货币发行却以天文数字在增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37年7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其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400多亿倍。由于商品供给剧减和货币发行剧增，结果导致物价水平上涨了8,5万多亿倍。6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使整个经济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之中。此外，由于资金极为短缺，因此，市场利率高达144%。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所接下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且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烂摊子。二公有产权制度被普遍认为是新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唯一最佳选择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迅速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从而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以建设一个繁荣、昌盛、富强的新中国，就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显然，要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迅速进行巨额投资及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以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并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那么，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除了理论上的原因以外，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我国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人均收入水平极低，整个社会的资本来源和资本形成能力极低，资本极为匮乏，再加上工业极为落后，无法吸纳大量的失业劳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私有制，则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以迅速提高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而有可能使我国陷于5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6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87页、第160-162页。“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就业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永远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以及被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蓝图所吸引，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只有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经济的起飞，从而真正使中国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这是因为：只有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收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源的所有者和国家的主人，才能彻底解放被人剥削人的制度所压抑的蕴藏在人民身上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收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才有利于将稀缺的资源用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用途上，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家的富强。而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必须暂时抑制目前的消费，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达到这一目的，也必须实行资源的公有制，因为只有这样这才有利于整个社会集中稀缺的资源进行巨额投资，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以迅速提高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并统一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迅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大大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并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而才能使我国真正迅速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的迅速起飞。可见，在当时条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唯一的最佳选择。三公有产权制度形成为国有产权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公有制意味着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人人都掌握经济资源的产权，成为资源的所有者。但是，在实践中，如果真的让每个人都掌握资源的产权，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资源的所有者而自由地、无限制地使用稀缺的资源，那么就会出现大量“免费使用”经济资源的状况，即每个人都会尽量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权，而无限制地（因为资源属于自己所有）获取使用资源所带来的收益，而不考虑使用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这种代价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担的）。如果每个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都这样做，那么这种公有制就会变成谁都只想获得收益，但谁都不考虑资源的使用代价，谁都不想承担成本，谁都不想承担责任，从而没有人有动力和压力尽量经济地使用资源的资源利用机制。更严重的是，在不考虑使用资源的代价情况下，以最大的成本来获得最小的收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算的，因为成本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而收益只属于自己个人所有，这就可能出现为获得而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利用资源，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行为，这就会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或有限的，因此，如果每个人都竞相“免费使用”稀缺的资源，则必然会出现没有所有权约束的争夺资源的无序竞争。在这种没有所有权约束的无序争夺资源的竞争中，资源的价值就有可能被人们无序争夺资源的代价所抵消，从而导致资源价值的消散（张五常，1985）。为避免这种人人都是资源的所有者，人人都可无代价地、自由地、无限制地使用资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现实中，就只能由人民的代表—国家来实际掌握全社会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并决定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使用。这样，国家就成为事实上的资源所有者，理论上的公有产权制度就形成为现实中的国有产权制度。基于这一逻辑，新中国的政府自建国后，除了由国家直接进行巨额投资建立大量的国营企业，并将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之外，同时还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包括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及对外贸易等）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国有化或准国有化的产权改革，具体方式是：（1）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没收或接管以实现国有化；（2）对外资企业进行代管、征用及收购以实现国有化；（3）对从事工业，商业及进出口贸易的所有私营工商企业先通过各种形式（如收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批购、经销、代销等）进行改造、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最后进行赎买以实现国有化；（5）在农村则首先推行合作化运动，然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从而实现了农村土地及农业的事实上的准国有化（江春，1996）；此外，我国还于1956年底实现了城镇土地的国有化，等等。通过以上各种产权改革措施，我国终于在1958年前后基本上在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实现了国有化，从而形成了只有国家才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产权以及所有行业都只能由国家经营的国有产权制度。由于资本和土地的产权都属于国家所有，且所有的行业都只能由国家经营，因此，城镇劳动者除了在国家的安排下参加工作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即国家实际掌握了劳动的使用权），劳动者要调换工作，也只能由国家统一调动（即国家实际掌握了劳动的处置权），且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即国家实际掌握了劳动的收益权）。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劳动力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人所有，而且所有权是产权束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利，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权利，所有权决定了使用权、处置权及收益权，并通过使用权、处置权及收益权而体现出来。但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作用，他们既不能自主择业（使用权），或重新流动到更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岗位上去（处置权），也不能根据自己对生产的贡献大小要求获得相应的报酬（收益权），可见，在国有产权制度中，国家就实际上掌握了城镇劳动力资源的产权。再从农村来看，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是由国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来统一指挥，统一使用，统一调配，并统一分配工分报酬，而且农村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到城镇工业部门。这意味着，国家也同样掌握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产权。可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的使用权，收益权及处置权实际上是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由于劳动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并没有发挥作用，因此，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掌握了“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权。总之，通过国有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就掌握了全社会几乎所有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产权，从而成为全社会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唯一真正的产权主体，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则基本上没有权利自由地在国内外通过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约以获得资源的产权，同时也基本上没有权利自由地在国内外进行资源的产权交易活动。四国有产权制度有利于一国迅速达到很高的积累率，并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既然国家事实上掌握了全社会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国家是唯一真正的产权主体，当然也就只有国家才有权利和资格决定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即只有国家才有权利和资格决定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什么”、“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进行“生产”，以及利用稀缺的资源“为谁生产”等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从而只能由国家来统一组织并管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显然，这种国有产权制度有利于国家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在人均收入很低，因而可进行资本投资的储蓄能力十分有限，易于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积累，7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以达到很高的积累率或投资率，并将有限的资源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以刺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及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局面。而要在国有产权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