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公共课《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七章 中外文化交流

大学公共课《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七章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元融合与交汇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元文化的成分，它特别具有一种厚度、强度和融化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外来文化，都被中国文化逐渐吸收甚至同化。外来的异质文化要在中国文化氛围里生根与发展，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化，必须按照中国文化的生存机制逐步改造自己，如同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样。中外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从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曾向四边广泛扩散，其西向支系由甘肃、宁夏进入新疆，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和伊犁河流域，都有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夏商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草原文化也有相互间的接触。法国学者指出，殷商遗民在商亡后航海到了美洲。近年来在墨西哥发现了战国或秦末“大齐田人之墓”石碑。早期中外交往是“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在《史记》和晋代汲县战国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中都有记载。一、海上仙山和徐福东渡传说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山形如壶，又称“三壶山”，为仙人所居之地，有长生不老之药，以黄金白银为宫阙。据说齐人徐福在秦始皇时期，曾帅童男童女千人，东渡求药。二、海陆“丝绸之路”（一）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分为南北二线。北线经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若羌、和田、莎车，在马里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七千余公里。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文化。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大批丝绸和其他物品，出玉门关，抵达乌孙国（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此后，汉使来往不断。到东汉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班超再度出使西域，其副使甘英还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远来中土，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了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丝绸之路”就这样开通了。及至唐代，它仍然是沟通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海上航线，是《汉书·地理志》的从西汉南疆到印度洋的海路：从越南北部、广东、广西港口出发，经东南亚抵达印度东岸和斯里兰卡。东汉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从波斯到红海的海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罗马帝国）有海路通往中国。《三国志·西戎传》提到大秦“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秦诸国的使臣和商人通过海路来华。货物贸易主要是中国的丝绸、陶瓷和海外诸国的金银制品和玻璃。唐宋时代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使”，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来华外国人有的在沿海城市定居，形成“番坊”。伊斯兰教来到中国，印度僧人也渡海来华传教。文献记载，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航线是：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至马六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兰卡，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宋元以后，海上航行技术提高，航行能力增强，中外海上交往空前发展，至郑和下西洋达于高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许多航海人士以其亲身经历撰写著述，描写海外诸岛风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元代南昌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述其到达东南亚诸国和进入阿拉伯海的经历见闻；元代浙江永嘉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真实纪录了柬埔寨吴哥时代的灿烂文化。三、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一）印度佛教的东传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由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内地。史书记载东汉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白马驮经到洛阳，就是经由陆路；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也是通过这条陆路。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很快的发展。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处于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前秦苻坚派遣使者和僧人顺道送佛经、佛像至高丽，随后，又有僧人阿道至高丽。不久，高丽即建寺供顺道、阿道居住，这就是朝鲜半岛佛教的开始。到公元7世纪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交往甚密，来华留学的僧人很多，隋唐佛教宗派也陆续东传，特别是禅宗传入之后，在新罗时代发展成“禅门九山”，盛极一时。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决定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工具，要求全体臣民信佛。随后，便有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僧人赴日传法，日本僧人也来华求法，其中，扬州大明寺僧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达到日本，并在日本弘扬律宗，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入华习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最澄、园仁等，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功臣。空海公元804年来华，在长安青龙寺研习密宗与汉学，回国后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史称“东密”，所著的《文秘镜府论》等，保留了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许多资料。最澄与空海同时来华，在浙江天台山研习天台宗，后又往越州学习密法，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园仁为最澄弟子，来华求法，以其实地见闻写成《入唐求法巡行礼记》。奈良时代，日本已形成不同的宗派。其中，平安时代传入的中国天台宗和真言宗，以祈祷“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为神圣使命，深受皇族和贵族的尊崇，拥有众多信徒，史称日本的“平安二宗”。镰仓时代，禅宗、净土宗、日莲宗等极度兴盛，并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佛教思想对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二）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僧人也兴起了西行求法运动。为了寻求佛教真谛，一些僧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西上广求佛典，形成一股热潮。据统计，在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时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其中以东晋时代的法显成就最大。法显以62岁高龄，与慧景、宝云等人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翻越葱岭，远赴印度寻求戒律，经过15年时间，遍游印度北部，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国，渡海回国，取得经律六部，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佛国记》，成为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隋唐以后，仍有许多僧人赴印度求法，如玄奘和义净等是唐代僧人西行求法的代表。玄奘，俗名陈祎，河南缑氏人。出家后在长安、成都等地遍访名师，为了了解佛学底蕴，于公元627年出玉门关，取道西域，经葱岭，到达古印度境内，研习讲学，周游印度，历时19年，于贞观十七年载誉回国，主持佛经翻译，著《大唐西域记》详述亲所历见的各国风土人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之作。义净比玄奘略晚，俗姓张，范阳人，15岁即立志西行求法，公元671年从扬州出发，经广州渡海南行，抵达印度后研修佛学，兼习印度医学，公元689年回到广州，著《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描述东南亚和印度佛教、地理、民俗及医方。其后，又有慧超等去印度取经。到宋代，西行求法都由政府资助，因此西行僧人都为团组。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由行勤组织的157人的僧团，从今天的甘肃武都县启程，经西域诸国抵古印度的摩竭提国。他们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并不相同，有的在数十年后才回国。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重要重要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是人们无法估量的。中外佛教交往无可置疑的证明了这一点。四、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中日两国的交往，隋唐时代达到鼎盛时期。这时，日本的社会发展落后于中国，因此，中日之间的交流，日本取积极、主动的态势，先后派出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到中国。隋代，日本派出遣隋使五次；唐代，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有16次到了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各类工匠，每次人数由250人左右增加到500人左右，最多一次达651人，船只从两只增加到四只。那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连利用季节风向航海的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每次来华使团都要付出巨大牺牲，文献记载的遇难者达五百余人，但他们为学习中国文化锲而不舍，舍生忘死。他们来华后，大多入国子监所辖的“六学”就读，学问僧则四处拜师，论道讲法。他们学习的内容包括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社会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回国后终于在奈良时代以“大化革新”为契机，使日本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其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国井田制度实行班田制、促成“大化革新”的关键人物；吉备真备、空海等则是借助汉子，创造日本假名字母的直接贡献者。中国的围棋也由吉备真备带往日本。膳犬丘则将尊孔仪式带回日本。有些留学生则长期留在中国，如阿倍仲麻吕（晁衡），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完成了学业，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交厚，中间曾渡海回国，临行前唐玄宗、王维赋诗送行，不幸遇险而还，李白以为他遇难，曾作《哭晁衡》一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好的千古绝唱。五、郑和下西洋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及其副手王景弘受朱棣和朱瞻基的派遣，先后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经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到达印度西岸，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航程之远，不但在15世纪的中国航运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航运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郑和是回族人，本名马三保，因随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赐姓郑，云南昆明人，因其父与祖父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因此自幼即对海外情况有所了解。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研究，郑和七次航海所率领的船队到达五十余国，如印度支那半岛诸国、马来半岛诸国、南洋群岛诸国、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海岸诸国。郑和船队的远航，大大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地位，与各国建立了政治联系和贸易联系。中国的锦绮、纱罗、绫绢以及各种瓷器、铜器、麝香、金银等通过郑和船队输到海外；而外国的各种珍宝、药品、颜料、棉布以及香料、珊瑚、象牙、宝石、珍珠等也从印度洋输入中国。郑和的创世壮举，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他作为伟大航海家的历史地位。至今，南洋各地仍保留着许多有关郑和的遗迹，如马六甲附近有三保山、三保庙、三保井等，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有一座城市叫三保垅。三宝太监郑和云南三保村马六甲三保庙马来西亚三保山马来西亚三保井六、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元代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达20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是有史以来由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的船队及造船技术对欧洲的船舶设计产生启示，造成了后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奇迹。欧洲殖民者因此而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借助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组织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就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行而传到中国。这些传教士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1582年来华，先在澳门研习中文，次年进入肇庆，获准建筑教堂并开始传教。他与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交往，宣讲欧洲文物和典章制度，介绍西方的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将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和三棱镜陈列于室任人参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589年，利玛窦到韶州，大力结交官绅，攻读儒家经典，改穿儒服，习用儒礼，企图北上进京。1601年利玛窦等人抵达北京，朝见明神宗，献上天主经像、自鸣钟、万国图及西洋琴等礼物，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传教。利玛窦自鸣钟利玛窦在京期间，以尊儒为旗号，以所著《天主实义》为蓝本，进行传教活动。他在传教时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融儒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因而在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先后洗礼，成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支柱。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双方在编译科学著作过程中，交流中西学术成就，沟通中西学术传统，为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