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欢迎选修《先秦诸子》哲学学院杨泽波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上）——兼论中国为什么离不了孔子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亢奋的时代，也一个令人灰心丧气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前途最为渺茫的时代。1988年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为此，人们充满了激情，纷纷行动起来。大学中传统文化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社会上各种讲座书刊令人目不暇接。但中国为什么离不了孔子，如果我不问你，你好像还能说点什么，但如果问你，你可能反倒说不明白了。雅斯贝斯（KarlJaspers）认为，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时代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进入到了一个“轴心时代”。面对天下大乱，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如何才能从这种混乱的局面中解救出来？这种思考经过积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达到高潮，来了一次总爆发。总之，在周文疲敝的情况下，各家各派纷纷提出自己治世的办法，纷争不已，先秦诸子包括儒家就是这样产生的。儒，或者说以儒为职业的人，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原本并不是一个学派。“儒，柔也，术士之称。”(《说文》)儒=濡总之，儒源于濡字，指沐浴斋戒之人，特指从事相礼，治丧一类工作的人员，最早多是殷的遗民，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下，职业贫贱，逐渐养成了柔弱的作风。孔子以其自身的努力，改变了儒者的内涵，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加入其中，使儒由一种职业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学派。孔子答哀公问儒。孔子讲：儒者不损于贫贱、不失于富贵，不累于长上。孔子最后总结道：故曰儒。（《礼记·儒行》）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一、从礼的角度看中国离不了孔子谈中国文化离不了一个礼字。中华之名，既非指地域，又非指血统，而是指一文化之族名。“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以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放眼世界，中国的礼文化有着极强的特殊性。中华文化之所以走礼的道路，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礼教。中国全以礼为指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别的民族从来未曾通过举止礼貌的渠道去取得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然而孔子的方法在中国无论如何却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讲究礼貌和自我约束的普遍传统。”威尔斯《世界史纲》，第439页。“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中国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的准则。”——钱穆礼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国。用《左传》的说法，礼是“国之干”，“国之纪”，“国之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中庸》）礼的另一个功能是教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昭公二十六年）“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鲁语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孔子之时已经礼坏乐崩。“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同上）一个典型的事例即是舞乐规模。“季氏八佾舞于廷，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相维辟公，天人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同上）孔子的做法是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也主张对礼有所变通。“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对于孔子的复周礼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它的历史意义、具体意义，二是它的思想意义、抽象意义。二者虽然不可分离，但不能完全代替。但过去我们做得不好，往往并不重视孔子相关主张的思想意义和抽象意义。孔子礼的思想的意义之一：继承了礼治的治国路线。孔子复周礼的政治立场确实是保守的，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保守，使礼的文化得以保留了下来。激进的革命往往无法成功地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能很好地继承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成分。孔子希望通过礼的方法使天下达到平治。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中和与中庸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孔子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道理：中庸最原初的意义，是政治性的。这个意思在孔子下面一段话中表述得最为鲜明：“礼夫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庸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最合适的点。如果做事能够保持这个中间的点，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人们做事就应该尽可能达到这个中间的点。这种情况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的“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就是“用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而言，中庸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是“时中”。“君子而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万章下》）中庸与折中有本质的区别。中庸是在肯定事物原则和性质的前提下，力争在其两端之间寻找最为合适的那一个量的点，折衷主义则是为照顾某种利益，而否认事物的原则和性质。简言之，中庸只涉及事物量的问题，折衷则涉及事物质的问题。意义之二：强调礼治中道德的力量。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正名”问题与为政以德密切相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齐景公问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经过孔子的努力，礼的文化得到延续。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将这一点与墨家、道家、法家进行比较，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自孔子之后，中国文化传统始终就没有离开过礼字。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件，但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西方先进民族文化被落后民族武力破坏殆尽的情况。这充分显示了礼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孔子在继承礼文化文面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礼的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有没有普遍意义，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同样，民主代表着西方政治的传统，这种传统当然有其普遍性，但其本身也是特殊的，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思想引了进来，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吸取民主思想而又不丢掉传统政治合理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而这个课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将礼的文化与民主政治相结合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是我们今天学习孔子礼的思想最重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