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时期北方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注：如李剑农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户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芜，“黄河南北千里之地，大部分始终沦为牧场”（《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32、48～49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傅筑夫先生指出：“这时北方经济区不止是衰落，而且是退化，退化为游牧或半农半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毋庸讳言，战争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南北对峙是主要的，大约占了这一阶段近400年时间的四分之三。对峙时期，南北双方大致是以淮河—汉水为界，南北战争大多在这一线进行，黄河流域较少波及。十六国前期，游牧民族大举进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战争也空前残酷，这是北方农业真正遭受致命伤害的时期，但仅70年左右，而更多的则是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北方农业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汉代相比较，是有进有退。退，表现为由于人口流徙造成了部分土地荒芜。但艰难的环境也促使人们为谋求生存而在农业生产领域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探索，从而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两相对照，进更突出。一、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得到广泛普及。我国的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后期，秦汉时期虽努力推广，但尚未真正普及，“从总体上看尚未进入牛耕时代”[1]。在汉代文献及画像石中，两牛牵引的二牛抬杠为主要形式。后世俗语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耕农民心愿的写照，也向我们表明，拥有30亩地才养得起1头牛。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其家庭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小自耕农的代表，也才“有田三十亩”[2]（《陈丞相世家》）。因此普通农民是很难拥有一犋犁的，汉代牛耕只能说是在地主阶级中普及。武帝后期赵过大力“教民相与庸挽犁”[3]（《食货志》），也从反面证明了二牛抬杠制之下，普通农民牛耕实行之不广。西晋以后单牛拉犁已很常见，在魏晋后期的壁画中，其数量已超过了二牛抬杠。[4]不难看出，单牛方式将一犋犁的成本投入几乎降低了一半，因此有利于牛耕的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进入内地也使牛的数量增加，普通农民大都能够养得起一头牛（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牛耕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实现了大众化，我国农业也才真正进入牛耕时代。《晋书·傅玄传》言曹魏屯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宫中分。”说明在中原地区牛耕已普遍使用。前燕慕容氏在辽河流域安置流民发展农业，也“依魏晋旧法”，对全无资产的贫民，“各给牧牛一头”[5]（《慕容huàng＠①载记》。上个世纪后半期发掘的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壁画中，有大量的牛耕图，仅在7号墓中就有7幅，估计总数约有20余幅。其内容多为民间农耕，亦有军事屯田，耕田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羌、氏等少数民族。[6]这说明魏晋时期连偏僻的辽西和河西地区，牛耕也已与内地同样得到广泛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畜力牵引的铁齿耙。铁齿耙即《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的“铁齿＠②楱”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献记载（如《耕田》篇言开山泽荒田种黍jì＠③：“耕荒毕，以铁齿＠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图像资料是嘉峪关及酒泉等地的魏晋墓壁画，最初的畜力耙皆为一根横木、下装单排耙齿，人站在上面很不稳便。例如6号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画像砖，画面中一妇女挥鞭挽绳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装有许多耙齿，一头体型健硕的耕牛在驱赶吆喝声中奋力拉耙耙地，驱牛女子长发飘逸，使整个画面更平添了几分生气。[6]嘉峪关及河西地区的耙地画像砖共计约10余幅，由此看来，畜力耙虽刚发明出来不久，但普及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在牵引器具上，魏晋时期已使用绳索软套，并可能出现了框式耙。学术界通常认为，“当时还没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辕犁才使用软套[7]（p246，318）。但在《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8]（p54）中有两幅单牛耙地图，其中一幅为常见的单牛双辕牵引的单排齿耙，另一幅则非常特殊：图中一肥硕健壮之黄牛在拉耙耙地，牵引器具不是常见的长直辕，而是两条绳索，由于正在行进中，绳索被拉紧绷直，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耙后面的操作者，两手各操一缰绳驭牛，左手近身，其绳松弛；右手前伸，其绳拉紧，似在驭牛右转弯。四根绳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产生歧义，故其连在耙上的两根绳索，只能是牵引农具的软套。所用农具为两平行横木，其下不知何故没画耙齿，但从农具的发展过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无框式耱，而且框式耙还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该农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绘砖》亦将此图命名为“牛耙”）。软套的发明使农田耕作真正实现了灵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业平稳安全，碎土效果更好，两项发明一直为后世沿用。在笔者所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五、六十幅耕作图像中，软套和框式耙都是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刚刚问世的新工具、新技术，而西沟墓这幅绘画实际上是其推广图。在魏晋农耕壁画中，从衣着、服饰、发型及举止看，耕作者皆为下层各族农民和屯田士卒，而惟酒泉西沟砖画中的主人公与众不同，其人面部端庄，脸型宽厚，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为富贵之相。他衣服宽大、工整、平服，看得出是用料精细、做工考究，腰间饰以宽带但不束紧。头部发结之上有一十分典型的饰物，造型流畅极具美感，具有魏晋士人和文官的风度。[8]（p54）因此这幅砖画可能就是当地官员士人在发明或推广新式软套和框式耙。北魏时候北方人民还发明了短辕的蔚犁。《齐民要术·耕田篇》载：“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从行文逻辑和内容看，蔚犁能够适应多种地形，是一种性能先进的短辕犁，对唐代曲辕犁的出现，具有启迪作用。黄河流域重要的耕作工具还有耱。耱为长条状方木，能够磨碎表层土块、平整土地。畜力牵引的耱最早见于山东滕县汉画像石，且只有一幅。在河西魏晋墓壁画中，耱地图像则有多幅，其方式既有双牛亦有单牛。耱在《齐民要术》中被称为“耢”，在《耕田》篇和一些主要作物的介绍中，贾思勰多次提到耢。但耢只能磨碎表层土块，耙才能破碎深层的卧垡和大块的坷垃，因此畜力耙出现之后，与牛耕和畜力耱相结合，形成耕—耙—耱旱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北朝时已经成熟。[7]（p265，583）这一体系为后世沿用至今，也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二、精耕细作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精耕细作，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取更多的产出，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注：精耕细作的范畴十分广泛，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各有不同，如有学者从北方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研究北方农业的精耕细作，见高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只重点谈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精耕细作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至两汉已是成果丰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流散，荒地较多。但人们对土地的经营并没有因此而转向粗放，在指导思想上仍然主张精耕细作，反对广种薄收；一些通晓农业的统治者也在实行有利于精耕细作的政策。如《晋书·博玄传》谈到曹魏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是以“不务多其顷亩，而务修其功力”为原则，一些认真贯彻的地方还取得“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较好收益。并对晋初“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和“耕夫务多种而耕hàn＠⑤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的情况提出批评，指出：“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贾思勰继承了前人精耕细作的思想，他在《齐民要术》篇首中道：“凡人家种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而当时北方亦有“顷不比亩善”的农谚，贾思勰的解释是“谓多恶不如少善也。”这说明精耕细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措施是区种法。区种法是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认真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齐民要术》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在《种谷》、《种大豆》、《种麦》、《种瓜》、《种瓠》、《种芋》诸篇中，贾思勰详细介绍了这些作物的区种技术。首先，区田法构思细致缜密，科学合理，独具匠心，体现了作者精耕细作的本意。其次，从整地作区、挖坑松土到施肥下种、踏实保墒，这一系列作业比普通的大田种植，都是额外增加的，并且生产全过程统用人工，比普通种植法要多投入数倍的人力。据有关研究，魏晋南北朝北方一个成年男子可耕种土地40—50亩。[9]而在区种法中，一个丁男种粟才“治十亩”，种麦亦“治十亩”，大豆仅“治五亩”。两种耕种方式每亩投入的人力悬殊数倍，这说明区田法的确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复次，上中下三种情况的区田，亩产量分别为100石、51石、28石，这只是小面积试验田的结果，而百姓规模种植的实际产量，汜胜之测定的结果是美田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从汉代到北魏北方旱粮作物亩产量一直在3石左右[10]（p147），这样，就平均而言，区种法比普通种法亩产量增长了大约3倍，是单位产量最高的种植方法，显示了精耕细作的巨大潜力。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区种法的实际却可能高于汉代。《齐民要术·种谷》篇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使荒地为之。”因为这一时期荒地较多，而区种法对土地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实行区种，且不用牛耕，故对广大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最为实用。再者，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降水减少，旱灾频生，区种法深翻土地强化保墒，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也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特别关注，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将邓艾在淮河流域和关陇地区屯田，“值岁凶旱，又为区种”，“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由于邓艾作为最高统帅能“手执耒耜，率先将士”，因而区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传》）；[11]（《邓艾传》）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也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5]（《苻坚载记》）。故北方百姓多晓习区种法，如河内人郭文“永嘉之乱”后南渡到吴兴余杭，在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仍不忘“区种菽麦”[5]（《郭文传》）。北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积的区田10亩可与普通种法40亩的收成相当，这对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意义重大，故贾思勰说：“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种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虑区田法。在魏晋南北朝农业中，蔬菜种植的土地利用率最高。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业，广泛应用复种、间作、套种、作畦技术。这一时期的蔬菜种类增加，品种更多，播种期皆有各自的要求，不像粮食作物那样集中，在《齐民要术》中，除了十一月和腊月，蔬菜全年有十个月可下种。因此，在同一块菜地上一年可以有多次收种，土地复种率较高。如蔓菁，一年可收多次：幼苗期其叶可作青菜，人们便“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收取蔓菁根，则在六月中旬下种，“十月冰冻”时收获。需于次年收取种子的蔓菁，则仍保留于土中，冬天盖草防冻，来年春天发芽开花，四月收获种子。[12]（《蔓菁》）又如葵菜，亦是可全年在田的作物，据《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从初春到十月底皆可下种，“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即同一田块一年可收种三次。胡荽的情况与葵相似，春、夏、秋三季皆可播种。[12]（《种葫荽》）北魏时期的蔬菜套作和间作，《种葱》篇提到葱地中可套种胡荽。《种瓜》篇记载在区种瓜田中种薤，“至五月瓜熟，并可拔卖之，与瓜相避”。还载“又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这是典型的间作。薤与瓜在春天初生时苗小株远，五月份薤菜成熟时，甜瓜放秧但尚未完全将地罩严，整个生长期间两者一直互不影响。而小豆生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不与瓜苗争肥，可为瓜田增收，致“亩收万钱”，这都是成功的间作范例。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