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政治变迁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美国总统政治变迁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摘要：总统制是美国人的政治发明，作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总统制在美国建国以来的两百多年历史中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总统是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约束下的具有现代君主倾向的政治角色，美国宪法对总统权责规定的模糊性，使得美国总统制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截然不同的存在形式。通过考察美国总统政治的历史形态，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总统政治形态是随着美国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社会生态状况决定了特定的总统政治形态。在全球化和美国社会日益碎片化并行不悖的当代背景下，未来的美国总统政治的制度变迁依然将以构建府会合作制度为中轴发展。关键词：总统总统制总统政治历史社会学美国总统是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与有关国会权责界定的详细条款相比，1787年宪法仅仅提供了总统权责的大概轮廓。如果考察制宪会议的相关记载，大多数制宪代表都在潜意识中认为总统应该都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于总统应该怎么做只有诸如乔治·华盛顿之类的伟人才了解。此种看法使得宪法只大概规定总统活动的范围，至于更具体的事务，完全交给像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物，只要国会不弹劾、法院不审查，总统均可任意而为。美国宪法的这一特点为此后总统们任意发挥并积极塑造总统制形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美国总统政治的研究过分拘泥于宪政——法理研究范式，政治(传记)史研究范式，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叔力研究范式，认知—一心理研究范式等研究。这些研究范式过分关注于总统政治的某一方面，过分注重总统本人的研究或者总统制的法理研究，亦即以总统为中心的研究(president-centered)和以总统制为中心(presidency-centered)的研究，没有看到总统政治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更无法获得长时间段的总统政治规律。事实上，自乔治·华盛顿开始，美国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就不可小觑，特别是总统通过政治运作，在宪法框架内应对国家事务的挑战，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权力。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的宪法基本保持了原样，但美国总统政治的形态已经今非昔比。将总统政治置于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总统政治的变迁规律，是研究美国总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总统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制获得巨大成功以及把握总统政治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构建贵族联盟——早期美国总统政治早期的美国总统大部分都是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或者是制宪会议上的精英，虽然其早年的打拼历经坎坷，但建国之后都被看作是国家精英和社会上的贵族，且大多数制宪先贤都是一些奴隶主。从国会议员到内阁要员，从联邦官员到各州州长，这些当时上流社会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人际关系网络，决定着美国的国家事务和政治日程。置身于这一网络圈子之中，这一时期的总统政治主要通过政府机构内精英之间的人际关系完成，其一般的逻辑是凡是能够在这一上流社会圈子里游刃有余的总统，其政治运行就能呼风唤雨；反之，其总统政治就如同失魂落魄的路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将招致非议。具体来说，早期美国总统政治之贵族形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贵族身份。前五位美国总统都是开国元勋，在全国上下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们出身大多是农场主或者种植园主，除了华盛顿外，在此期间的所有总统都受过大学教育，有的(比如杰斐逊)文采斐然。从美国建国之后，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荣任美国总统的人物无一不是出身体面，贵不可言的绅士。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熟悉，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都属于整个上流社会圈子的人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所谓“弗吉尼亚帮”(virginiagang)现象，此种“裙带现象”背后展示的是美国建国之初的贵族政治特征。在此政治逻辑之下，中下层人士即便才华横溢也很难入主白宫。其次是人际关系取向。在总统的领导下，整个行政部门都是由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总统实施自己的纲领也往往借助于与这些知名人士之间的友谊来完成。在这种友谊中，正式的政治权力往往捉襟见肘。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是因其威望不足以处理好与自己无论就资历，还是才能而言大致相当的知名人士的关系，特别是夹在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中间，以至于他无法和每一派力量形成紧密的个人联系。最终，亚当斯在寻求竞选连任时以失败告终。第三是跨党派立场。早期的制宪代表们将总统看作是国家完整性的仁慈保护者，这位保护者必须是建立在宗派和党派利益政治之上的不偏不倚角色，崇尚“君子不党”。美国建国的时候没有政党，美国宪法也未曾提及政党，《宪法》的制定者认为，政党的存在只会导致派系纷争和国家分裂。美国开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是反对党派立场的模范。他在其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本杰明·弗兰克林也担心“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托马斯·杰弗逊甚至说，“要是我不参加一个政党就不能进天国，我宁愿根本不去天国。”虽然在1800年的选举中，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竞争激烈，可是杰斐逊当选后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号召全国人、民和解，“大多数人的意愿是能够获胜的，但少数人同样享有的平等权利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第四是采取消极总统政治。早期的美国总统往往缺乏权力欲，出任总统不过是应所谓的“国家召唤”，或者应公众意见推选(比如华盛顿)，或者应前任总统的委派(比如亚当斯、麦迪逊、门罗等)，只有少数是怀着强烈当选的动机竞选总统的。即使当选之后，总统也往往本着消极无为的态度处理国务，政治行为呈现“挑战——回应”的特征，只有当国家面临危机和亟待解决的事务时，总统才会奋发有为。比如华盛顿在得知当选后，漫不经心地上任，并且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返回风景秀丽的芒特弗农庄园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与华盛顿类似，托马斯·杰斐逊等其他总统也具有浓重的隐居情结，此种消极总统政治的作为，对美国建国初期总统制的发展影响深远，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奠定了由乔治·华盛顿开创的总统任期两届制的惯例。美国建国之初之所以会出现贵族总统形态，其中一个深层原因来自于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当时美国仍然处于殖民地开疆拓土的早期阶段，民众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开垦广袤的土地，经营种植园和农庄，除了安全保障和秩序维护之外，对政府没有其他期待和要求。而作为联邦首都的哥伦比亚特区还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穷乡僻壤，政府规模小且经费缺乏，还背负着因为独立战争而欠下的沉重债务。此种寒酸的联邦政府自然无法吸引来自各地的议员，议员们普遍不愿意在此常驻，建国后的四十年内，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议员离任去州或者地方政府任职。同时，宪法将国会置于第一部门的地位，希望国会能够领导合众国的事务。然而，早期的经验表明，国会由于缺乏议事程序和组织纪律，议员们只顾各自的地区利益，派系之间勾心斗角，根本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在政党尚不足以维持政府的情况下，领导美国的责任就历史性地转移到总统肩头。在此背景下，总统只要通过人际关系获得国会议员的尊敬和行政官员的服从就可以决定任何国家事务。因此，杰斐逊总统任职期间，可以凭借个人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推行国家事务。总统的政治影响力与此种人际关系能力成正比。杰斐逊创造了总统政治之贵族形态的一个模板，此后的总统纷纷仿效，成为此后20多年总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掌控政党体系——杰克逊主义的总统政治形态在华盛顿任期内已经出现了托马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党争，但凭借华盛顿的声望和权威，暂时阻止了这一党争范围的扩大。此后的约翰·亚当斯也是一个威望较高和广受尊重的政治家，但已经远不及华盛顿。在其任期内，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党争已经呈现扩大之势。尽管华盛顿之后的1796年选举已经呈现政党选举的特征，但由于选举结果采取以得票最多者为总统和副总统，因而当总统任职之后，总统政治依然呈现出贵族政治的色彩。比如在竞选中与约翰·亚当斯针锋相对的托马斯·杰斐逊以仅比对方少三票的票数当选副总统，他对于居于亚当斯之下相当满意，“他(亚当斯)总是我的长辈嘛!第二职位是光荣而轻松的，而第一职位是光辉而痛苦的。”不管是约翰·亚当斯，还是托马斯·杰斐逊，在行使总统职权之后都力图超越党派立场，站在国家利益的整体立场上行事，将政党竞争局限在政府内部，这一政治文化对于维持贵族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詹姆斯·门罗是最后一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总统，而且也是著名的“弗吉尼亚三人团王朝”(thevirginiatriumvirate)最后一名担任总统的成员。门罗之后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日益发现很难获得前任总统们的权威，随着开国先驱们的日益年老和先后去世，要维持美国国家精英之间的共识和团结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特别是由于美国国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原来作为总统贵族政治运行机制的“膳宿团”(boardinghouse)数量增加了三倍多，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时期，这一为前几任总统屡试不爽的机制已经行不通了，维系贵族政治形态的纽带最终瓦解了。自此之后，以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总统们依托政党政治缔造了以运作政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杰克逊时代”：大众政党政治成为支撑领导美国的核心政治机制，美国总统领导美国日益倾向于借助大众政党的政治机制。具体来说，从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美国总统政治形态的主要特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英雄不问出身。安德鲁·杰克逊是第一个以“局外人”身份成为美国总统的。他最主要的成就来自于在战场上的拼杀，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就当过儿童民兵，后来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表现不凡。在1815年对英国作战的新奥尔良战役中，他以较少的伤亡大败英军，一战成名并且成为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安德鲁·杰克逊的成功打破了美国总统必须由贵族担任的惯例，此后平民总统大量出现，英雄不问出身成为总统选举的一个特征，这反映了美国政治相比之前贵族政治的重大进步。其次是政党成为总统政治的秘密武器。1828年的总统选举，将原来存在于政府内部的党争引向社会大众。安德鲁·杰克逊认为总统应该代表人民并与其建立直接关系，为此他通过政党机制建立了遍及社会的广泛联系，直接动摇了国会的权威(比如坚决否决银行法)，强化了联邦主权，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州敢提出脱离联邦的要求，大大加强了联邦在处理州与州之间关税和奴隶制问题的能力。安德鲁·杰克逊之所以如此强硬，决定性原因是他从其所代表的政党出发，即便国会中有一批辉格党人极力反对，但决定他总统职位的是来自于其所代表的政党。因此，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竞选远未结束之前就对一位朋友自信地说：“这次竞选就像一次散步那样轻松，我们的伙伴们从现在起如果不引出什么新的麻烦，就胜利在握了。”结果，他最终以绝对多数连任。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总统政治持续了杰克逊主义的这一特征：只要赢得了党内，就会赢得总统权位。第三是政府职位政党分肥制的确立及其引发的严重腐败问题。安德鲁·杰克逊担任总统之后，首创了政党分肥制，实行“赢者通吃”，利用总统的委任权，罢免政府内部的国民共和党官员，大量起用了民主党的支持者，“把官职当作一种有形的报偿，分配给那些提供政治支持的人”。此后，尽管反对党(辉格党)对政党分肥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但作为一种制度也逐渐接受下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趋势日益明显，封官许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政纪废弛等现象日益严重。美国人乔治·赛耶曾经将1876年选举以后的半个世纪称之为“美国贿赂的镀金时代”，“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腐败，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收买，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纯洁，几乎所有的原则的神圣都被践踏。”腐败日益与政党分肥制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批评和指责的焦点。政党政治的兴起改变了总统政治运作的形态，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总统们在施政过程中更多地不再依靠上流贵族社会圈子的良好人际关系，而是依托政党运作左右政治局势，依靠建设政党机器(党建)组织竞选，推行政令。导致总统政治形态发生此种转型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由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老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崛起，特别是现代化大工业的兴起，为现代政党提供了物质载体。一些凭借开疆拓土和殖产兴业而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