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吕叔湘先生的治学之道

试谈吕叔湘先生的治学之道人物简介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1904.12—1998.4，江苏丹阳人），是继罗常培先生后语言所的第二任所长。在他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语言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和编译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及各种文章六百余篇（《吕叔湘全集》19卷，辽宁教育出版社）。这些论著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和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宝库，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图片一：吕叔湘工作照1978年，文革结束一年多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很幸运地成为吕先生的入室弟子，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留恋的时光。当时社科院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吕先生时为语言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带动其他老先生带研究生，不顾自己已是73岁高龄，招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英汉比较三个专业七个学生。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给先生当了三年多的助手，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拟从六个方面谈谈我所知道的吕叔湘先生。一.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作为语言学大师级的学者，吕先生治学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具有辩证的学术思想，这是一般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开始启动，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一文，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四对关系。这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集中反映了他的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在对待中和外的关系上，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吕先生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或不结合中国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两种偏向，提出“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功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他在为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所作的序里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谈何容易”四字正道出了吕先生在这方面苦苦探索的艰辛，而他的学术成就表明他是中西结合的典范。虚和实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先生很重视理论研究，认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即使在学术信息闭塞的文革期间仍十分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在75岁高龄时仍然亲自或指导学生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但是他说：“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吕先生用明代两位理学家关于散钱和钱串子哪个有用的争论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大道理是毫无用处的。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就很注意调查语言事实，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在于做调查。个别人误以为吕先生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不想通过辛勤劳动就侈谈理论的路子，也就是那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是根本没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头理论家。吕先生说对语言进行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不应到此为止，应当重视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关注语言的动态变化。他很重视口语的研究，认为偏重书面材料，忽视口头材料的倾向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他鼓励研究人员做口语调查，使用转写材料进行研究。他要求词典搜集资料要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他曾让词典室的同志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搜集商品名称），特别提倡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他说，为什么新词新义，特别是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没有受到编词典的人重视呢？“第一，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对生活中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太感兴趣；对书斋中来的东西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汇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谈话都充分反映了吕先生动态的语言观。图片二：吕叔湘手迹吕先生对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非常重视，看到我们读书过偏，经常提醒我们要抓紧补课。他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要求我们搞历史语言的也要了解现代汉语，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要掌握一般语言学的理论等等。1982年1月13日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他说：“你研究生时期通过学习词汇，读了一些古代和近代文献，学了一些版本目录知识和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打了一点国学的底子，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在先生的提醒下，我又补读了一些唐以前的文献，例如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等，使自己的阅读范围从纵横两方面都有所延伸。吕先生是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记得在我开始语法史研究之前，吕先生对我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历史语法的研究方法’，一万字左右。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他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以及梅祖麟先生几篇语法史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我按吕先生的指点，细心揣摩上述各家论著的精髓，一个月后把文章交给他。他看后对我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以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吕先生不仅把“金针”递给我，还让我通过揣摩、体悟，自己掌握针法，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到：中文系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外文系出身的学生要读一些古书。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专业分工过细，“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同时他认为教学跟研究分家，研究所跟大学分家，以及中文系跟外文系之间互不通气的现状有很多弊病，很难培养出大量合格的语言研究工作者。吕先生自己则既是专家，又是知识广博的通家。他自幼爱好读书，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大量中外优秀著作，在古文和外文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学时代虽主修外国文学，但他还选修过中文、历史、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在英国留学期间，先后修习人类学和图书馆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风使他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二.务实、创新的治学之道1.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语法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吕先生学术思想、学术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他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根据语言研究可有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种方法的思路，《要略》除在上卷“词句论”重点探讨汉语句法形式之外，下卷“表达论”用近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了语义分析。材料极其丰富，观察尤为细致。这种不是从听话人而是从说话人角度出发编写的汉语语法，朱德熙先生评价为“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吕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基于汉语的特点，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应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回顾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吕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不得不为他的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当代语言学精神而赞叹。上个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界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是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他后期语法著作的代表作。该书篇幅不长，约6.6万余字，也可视为一长篇论文，但这块“压缩饼干”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一部重要的汉语语法理论著作，是语法研究者的必读书。吕先生在序中声明：这本书的宗旨是摆问题，他说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别人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找正确的答案还要难。（“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吕先生积多年深入研究的经验，系统地把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一一阐述明白，把语法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读者读了可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其实这本书价值不仅在于正确地摆出问题，而且也在于他对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虽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间架之内谈”，但也吸取了结构主义和转换语法的一些长处。该书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很大启发性。例如，指出汉语语法分析的诸多麻烦，“根本原因是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而要理解和承认汉语语法现象的模糊性和分析标准的相对性。吕先生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汉语语法研究只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浮躁都无补于事。2.学风扎实：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吕先生在晚年一份自述的简历中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这几句话正是他“务实”“严谨”的治学之道的写真。吕先生说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要凭材料说话，决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经常告诫我们用材料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手材料有时候不可靠；引用译文最好要核对外文原文，因为有的译文靠不住。他自己做学问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他的文章材料翔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抗战期间，为了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他曾全面搜罗古今文献资料，特别是鲜为人重视的古代白话资料，边读边做资料卡片。1983年我在给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他过去做的资料，那是一张张贴满小纸条的发黄的纸张。原来，先生先将有用的资料随手抄在一张张纸上，然后逐张一条一条地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