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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是西方文论史的萌芽范型，是影响欧洲文论史最久的艺术观念，雄霸了两千年之久。柏拉图虽然不是首创者，但是他深刻阐发了“摹仿说”的深义。而亚里士多德则奠定了“摹仿说”在文论史上的宗祖地位。在西方文论史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文学艺术的开山纲领。模仿不仅是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关于艺术的定义，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原则。根据布洛克的研究，模仿这个概念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不仅支配着西方的艺术哲学，同时也支配着艺术批评与艺术实践。一、模仿说的源流在欧洲文论史上，最早表述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摹仿说”了，作为最为古老的艺术观念，“艺术乃是自然之摹仿”竟然雄霸西方文论史两千年之久。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不是“摹仿说”的首创者。但先提出“艺术摹仿自然”的却是古希腊哲人兼诗论家德谟克利特，他在论艺术起源时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这里的摹仿主要是人对动物行为的摹仿，不仅没有涉及语言的艺术，而且就连摹仿对象也还没有转移到人类生活的领域。他认为，人的生活和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动物的活动：蜘蛛是织女和修补匠的老师，而歌唱是对鸟鸣的摹仿。不难看出，“摹仿”是一个影响过古代学人思考的重要概念，至于它的不衰的诱惑力，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蜂窝式房居和美制隼式战斗机看出来。以“理念说”为思想底蕴，柏拉图重点阐发和补充了“摹仿说”中所包涵的思想深义。摹仿者，在他那里就被叫做“外形制造者”，这些人就好似拿了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这样就能在短时间内映照出太阳、星星、大地、动物、植物和自己以及无生命物。按照他的哲学观念，惟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自然只是理念的“影子”，而摹仿自然的艺术则是得到真正的美的“影子的影子”，所以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世界是由摹仿现实世界来的，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来的，而后两种世界都是感性的，都不能独立存在，惟有理式世界才有独立的存在。柏拉图以神造的床指称为理式，以木匠造的床指称理式的摹本，以画家画的床指称理式的“摹本的摹本”或“他们的产品与真理隔着两层”。二、柏拉图的模仿说2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柏拉图表现出对“摹仿”的嗜好，几乎成了柏拉图手中的“万金油”，而摹仿的原则也几乎成了他解释对应和主次关系的一般法则。“摹仿”是一个法则，是一个区分表象与实质的手段，是试图摹仿的一方努力使自己“像”或“近似于”摹仿对象的“仿效”。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柏拉图认为，包括诗在内的各种艺术都是“摹仿”或“摹仿艺术”，而作为从事摹仿的人们，即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则都是制作仿制品的摹仿者。在柏拉图看来，画家或雕塑家摹仿人和事物的外形（或行动），优秀的造型作品能够准确地表现原型的风貌、色彩和形状。音乐亦可摹仿，好的乐曲可以使人产生想象，可以体现正确的原则，因而是对美的趋同。舞蹈可以再现生活，舞姿和旋律可以反映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了他对“摹仿”的看法。他所谓的“摹仿”和近代人所谓摹仿不同。近代人把摹仿看作仿效前人作品，是与“创造”相对立的，艺术应有创造性，不应限于摹仿。柏拉图却不是从这个意义看轻摹仿，他所谓的摹仿，如镜子摄取事物的影像。他在《国家篇》里阐述了关键性的主张：通过话语或姿势使自己等同于别人，这种做法即为摹仿。此种摹仿实际上等同于演员的扮演，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而为了进入角色，诗人必须摹拟别人的行动，消隐自己的“存在”。在论及艺术的“表现”时，柏拉图难能可贵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摹仿”：一种摹仿事物的实质，另一种重现它的表象。人的生活或许只能在表象重现过，但人的思考和艺术家的活动应该触及实质。逼真和现实主义的的机械摹仿只能再现事物的表象，而不能抓住和反映它的实质。肤浅和轻率的摹仿者“对描述的对象一无所知”，他所摹仿的事物“只是那些在无知的民众看来漂亮的表象”。此类摹仿只是一场游戏，玩玩而已，如过眼烟云，不值得认真对待。此外，柏拉图还检查了文艺摹仿方式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依他的分析，文艺摹仿方式不外三种。头一种是完全用直接叙述，如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完全用间接叙述，“只有诗人在说话”，如颂歌；第三种是头两种方式的混合，如史诗和其他叙事诗。柏拉图认为第二种方式最好，最坏的是戏剧性的摹仿。他反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于戏剧摹仿或扮演。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把许多事做好，保卫者应该“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不应该摹仿旁的事”；第二是演戏者经常摹仿坏人坏事或是软弱的人和软弱的事，习惯成自然，他的纯洁专一的性格就会受到伤害。虽然柏拉图用“摹仿”来界定图像艺术，但诗歌并不在其列，他更倾向于以“迷狂说”来3阐发诗艺。而真正把“摹仿说”引入语言艺术的，则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为语言艺术而将“摹仿说”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这一学说在文论史上的宗祖地位。换句话说，“文学摹仿说”的奠基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他用“摹仿说”来阐明“诗的艺术本身”这个“属”问题。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说：“史诗和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区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具体而言，史诗用语言来摹仿，竖琴以音乐来摹仿，这是媒介的不同；喜剧摹仿比我们坏的人，悲剧摹仿比我们好的人，这是摹仿对象的不同；史诗用叙述手法摹仿，悲剧和戏剧用演员的动作来摹仿，这是摹仿的方式不同。但总归为一，这些艺术都是摹仿的。而且模仿现实生活，只是媒介、方式、对象不同而已。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起源有两个原因：模仿的本能；“音调感”和“节奏感”。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模仿成为人的本能，而模仿的文艺不仅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且能帮助我们求知。这一点从他给悲剧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声，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的动作来表达，而不用叙述法；接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可以总结出亚氏的模仿说认为艺术模仿现实，且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重视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而不是柏拉图理念式的模仿。应当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主要是就“创作过程”而言的。换言之，《诗学》的主旨在于：史诗、悲剧和喜剧的“创作活动”即是摹仿的过程，而非柏拉图意义上的“原本与摹本”的关系，前者是动态的过程论，后者是静态的结果论。亚里士多德从这种艺术创造过程论出发，认定“摹仿者所要摹仿的对象”正是“在行动中的人”。正如他著名的悲剧定义所言：“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这充分说明了无论从摹仿创作过程还是被摹仿过程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摹仿”都具有一定的活动过程意识。毕竟，那种艺术与现实的简单对立或反映关系，与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摹仿“过程”是不同的。4其实，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倡为后世推举的“按照人本来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欧里庇得斯式”摹仿，而且还更加提倡“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的“索福克勒斯式”摹仿，从而能像宙克西斯的人物画那般“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例如《荷马史诗》就并不是按照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的，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享受感官生活愉悦的态度，这种态度深深地植根于荷马时代的社会习俗、日常生活乃至自然景物当中，它“使我们共同经历他们生活的真实，，在这种使我们沉迷其中的-真实.的自在世界里，除了这真实的世界本身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展现”。这种文学实践，就已不限于“按照本然状态来摹写”了，而是一种“按照应然状态来塑造”的古典美学理想。“摹仿说”的内涵是丰富的，它标志着西方“再现”文论的萌芽形态，并且代表了一种起点的高度。这种理论范型，也给予了西方文论以前所未有的定型化的影响，后来就愈演愈烈。作为最早的系统化西方文论，古希腊的“摹仿说”使得西方文论对文学与世界这种关系得到了匡定，从此以后，“文学一直都被认为是摹仿的。但是不论这一术语在历史上被赋予什么定义，摹仿总是再现出某种东西。起初，摹仿被认为是表现自然的本质形态，或被认为是自然界中不完美事物的完美。因为摹仿作为一种再现也是对界限的超越”。四、两者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两人在哲学观上的分歧是导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产生区别的重要原因。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念论”，即物质世界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柏拉图相信“灵感”对创作的巨大作用，认为“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还是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给它以最高的地位，将哲学(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对象确定为‘作为存在的存在’，从而将哲学和其他学科明确区别开来。”就连文艺创作也不例外，据胡经之老师的评价，《诗学》的方法论有两个特点：第一，严谨的逻辑推理；第二，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相结合。亚里士多德这些唯物主义的观点让他能抓住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本质规律。因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能突破柏拉图唯心主义的桎梏，主张艺术模仿现实生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道理。也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5才使得亚氏的模仿说呈现出与柏拉图模仿说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在哲学观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二人艺术模仿说的分歧。五、研究结论柏拉图的模仿说是以“理念论”为基础，认为艺术模仿理念的现实，最终导致艺术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扬弃的发展了柏拉图的模仿说理论，承认事物是普遍联系，共性寓于一般的哲学道理，主张艺术模仿现实生活。他们二人本为师徒但模仿理论却相差迥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哲学观上的分歧所致。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亚里士多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最终解释了他们在模仿论问题上的分歧。由“理念”到现实，由唯心到唯物，这种进步正如鲍桑葵所评价的“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柏拉图完全没有认识到的艺术中的理想”。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模仿说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