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1.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2.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3.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中国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四.自然哲学的匮乏。事实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的创立背后都有其不同的哲学背景。但凡能够在科技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也都是优秀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等无一不是如此。而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像西方一样的形态科学跟中国的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关联。中国古代哲学历来以伦理为本，注重的是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很少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就算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究也最终是以人为核心的。比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董仲舒的“天有阴阳，人亦阴阳”等。这种哲学思想体系是不可能产生系统的自然哲学体系的。五.科举制度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绝对影响。”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封闭、僵化、陈旧、狭窄的学习内容的结合，由此“世族俊才，皆志于科举”，执迷于四书五经。所以围绕科举考试而建立的教育制度，把真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排斥在外，最终导致科学文化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这种情形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在国内的传播，而且还束缚了人的思想，制约了人的创造潜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都难以得到提高，因而，中国的原始科学得不到进一步的升华。六.传统的教育内容和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儒学，在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中独领风骚，教育者忽略自然科学的教育，认为自然科学是微不足道的，只注重学习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以及如何治国平天下，以至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中国古代教育的教育方法以灌输式和死记硬背为主。这种方式也是由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决定的。要熟练掌握四书五经就必须靠背诵和记忆大量的文字。但是这种机械的教育方法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它压抑了人的探索精神和个性自由，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基本的动力。七.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丁昌林、李勇、王汝发分别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科学重实用轻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古希腊人热衷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脱离愚昧，显然他们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阿基米德在对支点、重心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确定了概念定义，欧几里得在对点、线、射线、角等23个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从五条公理和五个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上升到完美的理论几何体系。换言之，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结语。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可以说见仁见智，学术界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所以说“李约瑟难题”是多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产生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李约瑟难题原因的基础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近代学之所以出现在欧洲而未在中国成长，是因为近几百年欧洲具备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但是近代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当中国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时也可以产生近代科学。科学技术不是停止不前的，中国科学在近代落伍不意味着在将来落伍，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总会有一天走在世界的前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