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刘伟教授专题三: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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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政策效应主讲人:刘伟教授大家早上好!我们接着讲第三讲,现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调整?如何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前面我们讲了两个单元,讲中国的经济增长道路处于什么水平,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哪些主要的矛盾。下面第三讲,针对这些矛盾,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针对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效果怎么样?前景如何?趋势怎样?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讨论的是六个问题。一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的方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力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三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方向力度都有变化。四是国际收支领域里的汇率,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否。五是宏观调控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它从需求管理逐渐转向坚持需求管理的同时兼顾供给管理。最后就是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也就是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它的周期和反周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大体上是这六个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政策变化。下面把这六个方面的政策调整逐一给大家做一个讨论。首先看宏观总量政策的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总量政策就是指对总需求采取的政策,这是一种短期的,对需求来说是一种短期管理。这种短期管理,我们讲有两个基本方向,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基本类型,采取了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当需求大于供给,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要采取紧缩性的总量政策。还有一个方向,当这个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的时候,就要采取扩张性的总量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前面我们讲过,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总量政策基本上是紧缩性的,98年5月之后基本上是扩张性的。但是到08年年初,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当时讲的双防,一防经济增长,从局部过热转变成为全面过热,这是防过热。第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总体性上涨,这是防物价。无论是防过热还是防物价,在宏观经济总量政策上的要求是什么?叫紧缩需求。我们当时采取了一系列对总需求偏紧这样的措施。我们做了不到半年,也就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西方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省份,很多企业拿不到出口定单,所以纷纷停产、破产,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这种情况下,也就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所以在7月,国务院办公会做了一个重要调整,就是不再讲双防这样的宏观政策,而是讲,当时提出的是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这个时候,就把保增长作为首要经济政策目标提出来了。如果要保增长,应该扩张总需求。这个时候,年初的时候防过热、防物价,是紧缩总需求。时隔半年到了七、八月,从年初的紧缩总需求开始转向要把扩张总需求放在首位,而物价问题是作为次要的目标,保增长、控物价。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做的政策效果是相互矛盾的。保增长,就要扩张需求,控物价就要紧缩需求。实际上这个政策在这里面有一些矛盾,加上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继续加深,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大。到了11月份全国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的调整。这个时候不讲“一保一控”了,我们讲“一保一扩一调”: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个时候物价问题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当中消失了。所以就是一年时间,从年初到年末。年初防止通胀是首要问题,因此采取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到年末扩大内需、保增长是首要问题,采取扩张性的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讲的一年时间里中国的宏观总量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年初的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年末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变化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方向的调整,一般来讲是五年一个周期,因为它和我们的党代会的政治周期大体上是同步的。最快也要两三年,才会有一个调整。这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调整速度是比较快的,一年时间里面我们做了两次方向性的逆转,这是从总量政策来讲。我们现在对总量政策的争论,主要争论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上。一个问题是2008年年初采取“双防”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争论,为什么?因为金融危机2007年6月从美国开始发生,到2008年春天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蔓延,全世界都观察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受到了它的冲击。在这那个时候,几乎全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在刺激经济,都在反危机、反萧条、反衰退,大概惟有中国一家在反通胀、在紧缩。人们质疑首先08年春天那次紧缩“双防”是不是错了。因为全世界都在反萧条、反衰退,只有我们在反通胀,只有我们一家在紧缩。人们质疑这个问题,是不是当时的宏观政策方向发生了错误?此外,第二个质疑就是2008年7月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意识到了,也做出了调整。但是我们怎么调整的?叫“一保一控”。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保一控是矛盾的。保增长要扩大需求,控物价要紧缩需求,这两个之间本身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政策选择,意味着政策的效果互相之间是瓦解的。所以人们就提出第二个质疑:就是2008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做出的政策有些犹豫,有所矛盾?因此反应的是不是有所迟疑,这个调整不坚定?这是第二争论。对前面这两个争论,2009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回答,这个你无法回避。2008一年下来了,要对08年工作做一个总结。人们是有两个质疑的,一个年初你是不是错了?一个夏天你是不是慢了?政府要回答,当时他(温总理)回答“2008年初当时根据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正确地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告诉你是正确的,没有错。对7月份这次调整,“到了7月份,根据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果断地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我没有慢,我很快。那个里面等于用了四个字,两个词,一个是“正确”、一个是“果断”,这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当时人们的质疑,“我也没错也没慢”。这样子回答。这是两方面的质疑。第三个方面,对总量政策的质疑或者争论是什么?政府什么时候退出,政府要不要择机退出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府总量上一揽子的干预经济,说明这次危机的深刻性。我们说这次危机是二次大战后全球范围内最深刻的一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程度也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二次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唯独09年出现了负增长。09年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说明这次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联手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次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全面程度、深刻程度都是空前的。这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这也有代价。什么代价?就是如果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过长、过宽,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代价是政府干预太多,等于对市场功能的替代太多。你要相信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要有效。政府替代太多了之后,虽然可以克服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但付的代价就是经济效率会严重地被损害,因为政策规定投资项目和市场竞争实现的投资项目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个经济问题。政府干预太多,经济效率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政府干预的时间太长,大量的项目都是政府行政决策投资的,就可能形成大量的有毒资产,大量垃圾,大量的泡沫。看上去经济很繁荣,看起来需求扩张得很猛,看起来反危机很有效。但是你的代价就是用一大堆烂项目,一大堆低效率的项目,一大堆行政决策而没有经过市场竞争筛选的项目充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与其这样去投资、增长,凯恩斯有一句名言说,“如果这样去投,将来为克服这些垃圾,这些低效率的东西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与其这样,政府不是要拉动需求吗?那政府不要投资,花钱让老百姓到海德公园去挖坑,挖了填,填了再挖,然后政府给他发工资就行了。雇一拨老百姓到那儿挖坑,晚上再雇一拨人到那儿填坑。老百姓拿了钱到商场去买东西,买什么就刺激什么,买什么就拉动什么。这比政府直接投资,政府搞钢厂、搞水泥厂、搞个楼盘等等都有效。因为政府不知道哪个是符合市场需要。你就填坑挖坑,这样它不会造成不良资产。这就是凯恩斯说政府干预,如果干预不好,不如到海德公园去挖坑。就是政府干预弄不好将带来对效率的破坏。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方面的代价就是政治上的代价。政府如果对市场替代的太久,对市场功能否定的太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寻租。寻租,寻找的“寻”,地租的“租”。“寻租”这个概念,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权钱交易。地租是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额外的收益,强行瓜分的一块收益。我拿钱,找有权力的人跟他行贿,他利用权力给我出让土地,我给他回扣。就是我们所说的权钱交易。政府干预太多意味着利用行政权力干预资源配置太多了。权力干预太多,自然投资者和厂商就会找,谁掌握权力就找谁,就发生了权钱交易,这会产生政治上严重的腐败。所以说政府对经济干预太长,会产生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上的效率损失,一个是社会政治上的寻租,就是政治上严重的腐败。他(凯恩斯)说政府干预差不多的时候,当市场失灵得到一定的弥补和克服之后,市场功能基本上能够发挥作用以后,你就尽快退出,恢复市场的地位,恢复市场的作用。政府不要干预太长,否则代价太大。去年秋天20国峰会,各国财长、央行行长和首脑峰会,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要不要退出的问题。因为从07年6月金融危机发生后,09年上半年多国政府系统联手干预经济,力度很大,时间很长,就担心出现以上的问题,出现效率损失,政治腐败。所以就讨论要不要择机退出,政府对经济总量的政策要不要开始慢慢地淡出。但是争论的结果、分析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经济(指去年秋天经济)的复苏不稳定,基础并不牢,这个时候如果政府退出的话,很可能导致经济二次衰退,再出现一次波折,再次出现波折和下滑问题就大了。当时20国峰会,达成一个共识,政府暂时不退出。我们国家是什么态度呢?当时温总理是有一个讲话的。他讲话的根据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20国峰会达到了共识是暂不退出,发达国家政府暂不退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率先退出。我们为什么不退?因为它(发达国家)不退。这个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兴趣和关注或者说讨论。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的退出还是干预,主要应当取决于本国自己的经济态势,不是取决于别人的政策走势。当时我们讲,20国峰会暂不退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率先退出。这个逻辑可能值得讨论。我们讲至少两点,中国可能在择机退出面前应当比20国,比西方社会更积极、更主动一些。第一点中国的发展结构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昨天给大家讲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处在一个工业化加速、高速增长的阶段,不用中央政府更多刺激经济。从微观经济内部,地方政府层面扩张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中央政府只要把秩序维护好,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是非常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总量的宏观调控和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中国政府退出的话,经济增长速度恐怕不会因此降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抗危机、抗击打能力,这就叫做天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一个青壮年期,成长性非常强的一个阶段。第一条我们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中国经济有更强的增长冲动,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这为中国政府更积极地择机退出创造了经济发展根据和基础。还有另外一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不一样。人家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机制,政府如果一旦退出的话,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市场机制替代政府配置资源,自动恢复市场的功能。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现在世界上可能有7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但是这七十几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基本上都是发展国家或者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主流社会并没有承认。我们不管人家承认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我们自己体会下,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我们确确实实和市场经济有很大差距。我开玩笑地说,其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反封建的任务没完成,现在动不动说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很多东西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你仔细想一想严重破坏、干扰中国经济发展没多少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多是封建的东西。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担心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倒退。什么叫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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