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胡维佳2008－11－25•李约瑟的生平和精神世界•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李约瑟问题”李约瑟的生平和精神世界–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1918年，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学，后改习生物化学。自1922年从事研究工作起，李约瑟就一直想把生物化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发育过程的胚胎。1931年出版的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化学胚胎学之父”。–从生物化学家到科学史家《化学胚胎学》绪论部分就是一部“胚胎学通史”，后来则就以《胚胎学史》（1934年）为名单行出版。1931年在伦敦召开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对李约瑟的影响。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人来到剑桥。–李约瑟的精神世界试图将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科学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百川归海”。科学史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出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进步作用，而且表明多元的人类文化对人类的共同发展先后作出了贡献。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来到中国（1943年）–中英科学合作馆（1943-1946年）–国际科学合作服务的理想李约瑟在1943年至1946年四年期间为了了解中国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需要，和科学合作馆的其他科学家跑遍了当时尚未沦陷的10个省份，公路行程25000多英里，向许多单位提供图书、仪器期刊和试剂，并把中国优秀学者（如曹天钦等）送到国外进修学习，优秀论文送到国外发表。李约瑟将他拍摄到的有关中国科学技术活动各方面的照片汇编成集，以《中国科学》为名于1945年出版，将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有关报告及向西方介绍中国科学状况的文章则汇集成《科学前哨》出版。这两本书，已成为现在和今后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工作全貌的可靠纪录。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的四年期间，成为战时中英科学文化界密切联系的主要桥梁之一，也是在当时中国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了解世界，世界学人认识中国的主要窗口。在此期间，李约瑟访问了296个中国的科研机构，结识了近千位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推荐了139篇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到国外发表。与中国科学家“一起工作我们非常自豪，因为今天的前哨将会是明天的中心和统帅部”。——《科学前哨》前言李约瑟以平等的精神，为中英科学合作交流服务，带给中国的不仅是科学仪器、图书期刊等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具体的帮助，而且是对艰苦困境中的中国科学家在精神上的重大鼓励。他不仅具体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而且从精神上帮助了恢复和重建中国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自信心。国际科学合作服务的理想李约瑟相信，科学家以作为个人进行跨国界的交流为满足时代已经过去，科学合作组织是战争压力的结果，但战后这种组织应当继续存在，现有的科学合作组织就是未来世界性科学合作服务组织的雏形和先驱（《前哨》，12页）•李约瑟在中国对国际科学合作的思考及其三篇“备忘录”促成了“教育与文化”国际合作的组织中包括了“科学”。•李约瑟等科学家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进行科学合作的理念被世界各国接受。•李约瑟本人后来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第一任主任。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简称SCC）计划。从李约瑟的思想历程以及他在战时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和倡导建立国际科学合作服务组织机构的实践来看，SCC计划是他以另一种更深刻的形式来实践他科学是全人类不同文化的共同创造、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要造福于人类的理念。SCC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展示给西方读者。鉴于SCC的重要性，早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照片：周恩来会见李约瑟，1964年）。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使西方读者第一次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SCC的意义绝不是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功德碑”就可以概括的，更应当看到，“百川汇海”的信念不仅对非西方文化的民族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阴影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西方文化本身，对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关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评价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指出：“李约瑟博士著作在实践上的重要性，与其在知识方面的意义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行动。”美国著名汉学家富路德（L.C.Goodrich）指出：“正是这样一部书，将会改变所有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名副其实的科学史家1968年，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被授予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萨顿奖章1972年-1974年，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工作“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theNeedhamProblem，或theNeedham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nThesis）李约瑟问题的表述：•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同时，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问题，从李约瑟一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提出来了。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Boulding，1910—1993）称之为“李约瑟难题”（theNeedhamProblem）；80年代初，这一提法传入中国，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与西方不同，中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地解答转换成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也是现代中国人在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时，很自然地要探讨中国近代为何科学技术落后的深层原因，从而给中国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含义。•若干年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李约瑟难题”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上”的问题了。•中国这类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四次：–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抗日战争胜利前后（1944—1947）–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2）–前几年的一次（2002年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任鸿隽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时的文章“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中国无归纳法•冯友兰1922年在美国发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国人的价值观、哲学抗日战争胜利前后（1944—1947）的讨论•19944年值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中国学术界中又展开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1944年10月24至25日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上李约瑟作了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演讲。批驳“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点，指出：“问题之症结乃为现化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竺可桢1945年发表了《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参加讨论的学者几乎一致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于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2）的讨论•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近百篇论文参加了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并列的，有的是互为因果，有的相互起作用，所以，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近些年的讨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4月，北京）•《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2002年）•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的问题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相关争论的焦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科学的定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否在16世纪以前明显领先与西方？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知识的形态问题近代科学是否具有普遍性？世界各文明的共同贡献还是西方的特产？“百川归海”？李约瑟问题是否是“伪问题”？有无意义？•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肯定，必然带来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反思和讨论。这类比较集中的四次讨论并不是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引发的，而是社会思潮推动的。因此，这类讨论并不是纯学术性的（事实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学术性结论），在对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背后，都有对当时中国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状况的反思，和对如何摆脱落后状况的探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