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在中国：中国失去的机遇

1非典在中国：中国失去的机遇2003年7月18日(记者马丁·恩斯林克，中国特稿社记者丁逸旻、熊蕾协助报道。丁逸旻、熊蕾译。英文原文发表在《科学》。)2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公共卫生措施使非典得到了控制，但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北京——3月中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疫情开始失控。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房间居住的一位医生已经传染了12人，他们又在全球范围引发了新的病例。3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深为急迫的危险所震动，于3月12日发出“全球警报”。5天后，他们从全世界招募了11个实验室，联手奋战，查找这个新疾病的原因。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在北京城南一个装备很好的实验室里，一个由病毒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已经从最早一些患者身上获取的标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他们把这种病毒接种到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上，用他们的电子显微镜拍了照。4他们注意到，这种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属于一种人们还不知道会致人死命的病毒：冠状病毒。到3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个研究小组已经有了试探性的证据，证明这个新的病毒可能确实和这次流行病有联系。5只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敢向世界公布!Theysawitfirst.YangRuifu(left)andZhuQingyuhadpicturesofthenewcoronavirus(top)on26February--buttheykeptquietaboutit.6当时，中国官方的口径是，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这场流行病是一种衣原体细菌引起的，语气柔和的微生物学家杨瑞馥说，他是发现了冠状病毒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衣原体假说是资深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假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杨说，要挑战这个假说“大为不敬”。的确，其他人也说，卫生部其实已经封杀了不同观点。7所以，这个研究小组既没有谋求媒介关注他们的发现，也没有通报世卫组织网络中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否则，协调世卫组织这个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说，他们就有可能加快这个集体探索的进程，即使提前不了几个星期，也会提前好几天。“这些科学家是第一个看到SARS病毒的，”斯托尔说，他最近访问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8给斯托尔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封电子邮件就可能确保杨和他的同事们在疾病史上有一个更突出的地位，或许甚至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一、两篇论文。“我们过于谨慎了，”杨现在不无惋惜地说。“我们等的时间太长了。”9和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一样，这里的很多科学家都为失去了一次显示中国正在增长的科研实力的机会感到难过。他们说，中国科学家本来是能够拿到锁定病原，测序出其基因组并描述其如何致人以病的第一的。但是，正如一位科研人员在一则广为人知的新闻报道中所说的，他们“败给了”外国竞争者。很多人认为，这个失败部分归咎于中国科研体制上的问题：缺乏协调与合作，让人窒息的政治干预，对挑战权威的犹豫，以及与外界的隔离。10这个疾病年初开始在华南的广东省爆发。媒介鲜有报道，但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聊天室，很多人怀疑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2月11日，省卫生厅才第一次宣布了这次疫情；当时，这场疾病已默默地传播了两个月，传染了300多人。11不管怎样，衣原体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CDC主任李立明事后回顾说，媒介也有些责任，它们把一种假说当成事实来报道。但是也有人说，他的机构和卫生部其实封杀了讨论的可能。“他们不让别人发表意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说。他也是国家抗非典科技攻关组的副组长。“他们把门关死，只考虑衣原体，”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处主任贝汉卫说。12结果，没有几个科研人员加入这一探索；想继续研究的人却很难获得样本。比如，因水稻测序而名声大振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的科研人员就非常想帮忙。在疫情爆发初期，BGI副主任汪健数次飞往广东，却都空手而归。“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的同事于军说。13不过，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还是设法很早就介入了。由祝庆余和秦鄂德领导的军事医科院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展开了病原学研究；他们热切地告诉《科学》他们为锁定病原所采取的步骤和时间表。他们说，2月14日，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从广东拿回几例在部队医院获取的令人垂涎的患者样本。2月22日，他们已经设法将样本中的某种病毒接种到所谓vero细胞上。2月26日——世卫组织将疾病命名为SARS之前两周——他们在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上观察到冠状病毒样颗粒14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世卫组织的斯托尔说，类似的求索发现了各种病原体，因为人身上都携带有若干微生物。但是，杨说，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比香港大学科研人员早好几个星期，该研究小组就发现，非典患者的血清可以抑制这种病毒的生长——这是显示一种分离出来的物质和一种疾病的相关性的关键实验。但是，由于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只有几个患者的血清，他们感到挑战名家的底气不足。“我们想有十足的把握，”杨说。“洪涛博士在中国非常有名。我们得尊重他。”153月17日，非典已经爆发成全球性问题，斯托尔的网络当时还没有吸收一家中国大陆的研究组。网络成员已经开始每天开电话会议，将自己的发现贴到一个内部网站上，并且相互通过快递交换样本和试剂。他们的工作进展神速；到3月24日，他们已经指向冠状病毒，3周以后，他们表明，这种冠状病毒能在猴子身上引起类似非典的症状，从而完成了确定一种新的传染病原体的最后一个标准。但是斯托尔事后说，假如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发现，那个更大的研究组织就有可能更早地走上正确的轨道。16在中国国内，国际上对冠状病毒理论的一致意见没有受到热烈欢迎。3月间，为他们所看到的世卫组织每天的报告和他们自己更新更多的扎实数据所鼓舞，军事医科院的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发现上报给卫生部。但是有关部门仍然坚持衣原体理论。当中国CDC的病毒学家毕胜利4月11日在一家报纸的报道中宣布，他的工作证实了冠状病毒对非典的含义时，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责备，第二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控制所有关于非典病原学研究的公开报道。17这就造成了另一个机会的丧失。在BGI，科学家们不能够对新病原体展示他们的测序能力，因而越来越失落。正式的原因是，有关安全条例禁止病毒的传输。但是BGI的研究人员也怀疑其他实验室掌握着病毒不放，好自己测序。“就好比你手里拿着割草机，”于军说，“而别人却想用剪纸刀来做这个工作。”18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研究人员们说，气氛终于开始松动。BGI主任杨焕明说，4月14日，安全条例解禁了。当天晚上，军事医科院的研究人员将病毒RNA样本送到BGI，凌晨两点钟，测序机开始运转，吐出一个个基因字母。但此时，BGI的研究人员已经知道，他们也已经输了这场比赛。一天以前，加拿大温哥华BCCA基因组科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把全基因组序列放到了网上。BGI拼出了4个不同的非典毒株的基因组，于4月16日登录到基因数据库里。19军事医科院和BGI的科研人员说，他们最终还是扬眉吐气了。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对非典疫情处置不当而下台，政府保证要全力以赴抗击非典。当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军事医科院，赞扬了他们那个实验室的工作；下午，胡锦涛一行又前往BGI，了解测序项目和他们的非典试剂盒。20在公共卫生方面，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在研究实验室里，气氛也在继续好转。由徐冠华任组长的全国抗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已经团结起不同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他们一起决定展开95个科研项目，总投资超过1300万美元——在中国，资金到位的过程还很长。很多研究所也动用了自己的资源。“非典可能已经过去，但是对非典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谦说。21一些成果正在出来。在北京清华大学，在英国牛津做了7年之后于1996年回到中国的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让他的实验室暂时专攻非典。（“中国的非典患者人数第一，死亡数第一，”饶摇着头说。“发表的论文呢？零。”）为了让他的手下抓紧工作，他把他们分成两个组，互相竞争。同时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的饶说，现在他已经解决了非典病毒主要蛋白酶的结构——这是能够有助于非典药物研发的一步。22与此同时，洪涛说，他仍然在试图发现衣原体感染对部分非典患者可能的作用。但是在与《科学》的短暂对话中，洪涛承认，冠状病毒是非典的真正凶手。对出生在台湾而在美国成为科学明星的何大一来说，洪的理论的兴衰是又一个宝贵的教训。“中国人太尊重老师或长者的意见了，”他说。“年轻科学家应当学会在数据不符的时候给权威多一点挑战。”这个教训，中国现在已经有了痛切的感受。(原文:SARSINCHINA:China'sMissedCh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