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北京榜样”观后感

“2017北京榜样”观后感英国学者菲尔丁曾说：“典范比教育更快，更能强烈地铭刻在人们心里。”昨晚揭晓的“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与以往相比，更加接地气——没有刻意拔高，更不是和普通百姓距离遥远的高尖精英，更多的是你我身边的平凡人所做的闪光事。他们可以是“解忧书记”殷金凤，也可以是“网红”刑警陈旭；可以是“小巷管家”潘瑞凤，也可以是“环保奶奶”贺玉凤；可以是“好媳妇”王晓旌，也可以是“耳机哥”杨帆、赵小伟。让我感触最多的是“耳机哥”的故事。2017年7月17日上午，杨帆和赵小伟所乘坐的582路车上有人大喊：“杀人了！”此刻因性骚扰遭掌掴的一男子正勒住女乘客脖子用刀往她身上猛扎。杨帆迅即将该男子抱住并握紧他持刀的右手，赵小伟挺身相助，二人10秒钟将该男子制服，有效阻止继续施暴，挽救了女乘客生命。因杨帆戴着耳机被网友亲切称为“耳机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见义勇为从一个单纯的标志着社会正义、传统美德的褒义词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饱受伤害、颇多争议的中性词。“英雄流血又流泪”不止一次地上演，“彭宇案”“小悦悦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让正义滴血，让民众心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今社会，道德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见义勇为仍然拥有执着的坚守者，因此才有了杭州徒手接高空坠楼女孩的杭州最美妈妈，报警救被挟持女孩的四川美团小哥，在美国为晕倒游客做心肺复苏的“唐神医”……但是，如果被救助者丧失了诚信和良知，理直气壮地去伤害行善者，而行善者处在被动位置，还要为自证清白伤神费力时，试问，当危难出现时，还会再有人挺身而出吗？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不仅依靠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还需要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和完善的制度给予保障。换言之，当见义勇为精神尚未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对于见义勇为者，既要给予法律救济，更要给予制度关怀。首先，法律应彰显“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司法机关要旗帜鲜明地站在行善者的立场上，支持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替自己维权，将讹诈行善者的被救助者推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审判。维护行善者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一种褒扬，更是对诚信社会的一种引领。其次，完善对见面义勇者的奖励和保障机制。对于因见义勇为而致伤、致残甚至牺牲的英雄们，我们不能仅限于一个荣誉称号、一些法律援助，而是要运用救助、奖励机制，为他们及家人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让英雄流血不流泪”，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见义勇为者最好的褒扬。我欣喜的看到，2017年3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于2017年12月1日审议通过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将对见义勇为事迹突出者予以5万元以上奖励，牺牲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100万元特别奖金，并对其权益进行多重保障。层层政策的出台，从制度层面上推动了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国家正在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见义勇为正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愿用榜样的力量，向全社会传递了积极、向上、光明的正能量，用制度的力量，引领“人人尊重见义勇为，人人保护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