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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2、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3、积累文言知识和文言词语。学习要点•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称亭林先生，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清学”开山始祖——“通儒”顾炎武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经术，是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考订；治道，谈经世济民之术；博闻，广泛论列文史知识及社会风俗。“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的思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顾炎武与归庄等兴兵抗清，事败，其母绝食而死，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滑稽（jī）围剿（jiǎo）奸佞（nìng）庶（shù）民命途多舛（chuǎn）菑（zī）畲（shē）族装潢（huáng）潦（lǎo）水衣裾（jū）摭（zhí）谈1、《文须有益于天下》中，作者认为有益之文有哪些益处？无益之文有哪些坏处？是怎样论述自己的观点的？如果划分层次，可划分为几层？•（有益之文、无益之文）•观点是什么？•文须有益于天下。•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正反论证阅读第一则，讨论思考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这种观点，是作者一贯坚持的。明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在下文中所作的反面陈述。如果写文章涉及“怪力乱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对于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从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小结：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后从反面申述，对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2、著书之难，难在何处？作者推崇的著书原则是什么？著书难在自成一家之言。著书原则：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3、作者强调著书之难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引用《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为例？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著述贵创新”的观点。引用古例借以与当代著书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论述的问题是什么？•著书之难。•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事例论证、对比论证。阅读第二则，讨论思考•作者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书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你认为作者提倡的著书原则是什么？（可以用文中语句回答。）《著书之难》是《日知录》卷十九的第三篇，以考察子书演变的轨迹为缘起，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毒千古，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4、《文人之多》表明了作者的什么观点？作者认为，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什么？（用原文作答）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就应该识经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要经世致用。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识经术，通古今”。•论述的问题是什么？•文人之多。•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引用论证阅读第三则，讨论思考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这一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的话虽不多，却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