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传统文化中的革新与包容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号召，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传承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也就显得异常重要。早在2013年，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发展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与习近平同志的复兴传统文化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40习近平同志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在全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是最奇特的一支，当其它曾经闻名于世的古代文明或衰弱、或中断、或消亡时，中华文明却长久不衰，至今仍在世界上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做到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本身具有自我革新的变通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中国儒家经典《大学》就记载了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明了持续不断求新的态度；《尚书?康诰》中强调“作新民”，意指造就一代自新的人；《诗经?大雅?文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昭示周朝革新的使命；《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倡导自我力求进步、发奋图强、永不停息的精神。传统文化经典在倡导自我革新的同时，也在强调包容的精神，《周易》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君子应该像大地那样宽厚和顺而包容万物。南宋大儒朱熹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些无不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我革新、多元包容的精神，如同一套由内而外的自我调节机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却又不囿于既有的传统，秉承了既有的思想，却又勇于吸纳新鲜的养分，如同一泓流动的池水，在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中保持着镜鉴般的清澈，散发着盎然生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任何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皆离不开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多元包容的胸怀。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不仅不会冲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反而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佛教为例，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到唐代达到兴盛。期间，佛教也曾因其外来文化的身份而一度受到一些保守者的非议，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却最终让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教相融合，使得“儒释道”融会贯通、迸发出新的活力，在中华大地发展兴盛。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各方面大繁荣、大发展的开放时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及海外的交流空前频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保持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变通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二、以守之名的精神背离明朝末期，宋明理学陷入“清谈”“务虚”的学风，对积弊丛生的明朝社会毫无解决之道，于是一种批判现实、倡导变革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风靡，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反对空虚之学，倡导针砭时弊、关注社会现实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如同一股清流，让传统的儒家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随着清朝的建立，清政府在思想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厉行文化专制政策，致使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陷入沉寂，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不敢再致力于批判现实、倡导改革的“经世致用”之学，而是专注于与现实关系不大的考据、训诂等书房学问，中华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受到压制，传统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清政府在对内实行文化专制的同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虚骄自大地持有“天朝上国”的心态，错误地理解和秉承“华夷之辨”的观念，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视为“蛮夷”而严加防范。“华夷之辨”的观念源自于先秦时期，这一传统观念在中原农耕文明发达的时代曾起过积极作用，有利于防范周边蛮族的入侵，有利于保持先进文化的传承、保护先进的生产力不被破坏，这在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时代是正确的。“华夷之辨”实际上是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来衡量的，而并非以特定的族群来划分，明代就有学者强调了这一点。朱宗元在《答客问》中说：“其贵重之者，以孝悌忠信、仁义礼让也，不以地之迩也；其贱弃之者，以贪淫残暴、强悍鄙野也，不以地之遐也。”瞿式谷认为：“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4]明代学者对“华夷之辨”的解读可以说是极其理性的，他们已经认识到，先进的文明不独中国所有。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19世纪中期，世界局势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相继开展了工业革命，进入了机器大生产的年代，文化、科技蓬勃发展，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建立，学校教育也迅猛发展，人类开始跨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然而，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却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将英、美等西方国家视为野蛮民族，在往来文书中蔑称之为“夷”。在中西交往中，以“夷夏之防”的观念严加防范。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立了四个海关，作为中外贸易的港口。乾隆年间，一些欧美商人不满广东海关官员的各种勒索，多次前往浙江宁波进行贸易，这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怕危及到自身的统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此后关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地的海关，只允许欧美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史称“一口通商”。为了坚守“夷夏之防”的观念，防止“以夷变夏”，清政府对来华商人进行了各种限制，可谓是严防死守。例如，外商必须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内，不能住在广州城内，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不能坐轿，不得雇佣中国女佣，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许学中国话，如果有人胆敢教外国人“中华上国”语言，将被当作卖国贼论处。外国妇女只能在澳门安置，不得进入广州，理由是外国妇女的服饰和举止有伤风化[5]。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这是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清政府错误地理解并秉持“夷夏之防”的观念不放，却抛弃了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导致中华文化丧失了内外交流的发展机制，断绝了外来输入的新鲜养分，成为一潭因循守旧的死水，最终致使清朝的各方面发展远远地落后于世界而茫然不自知。清朝虽然曾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上下出现了难得的长时间和平发展时期，然而，与同时期西方的蓬勃发展相比，清朝的“康乾盛世”显得暮气沉沉、毫无生机。1793年，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派出使节访华，希望扩大同清朝帝国的商贸往来，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访华使团带来了丰厚的“国礼”，其中大部分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工业、军事、科技产品。然而，闭目塞听的清朝政府却将英国视为前来朝贡的“蛮夷”。英国使者想演示一下英国的新式大炮，这本是一个见识、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好机会，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将西方的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当时的“肱股大臣”福康安态度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6]113马戛尔尼亲眼目睹了清?装备的落后，因此有意展示一下连西方都很少见的新式装备，没想到福康安却不屑一顾。马戛尔尼对福康安的冷淡态度难以理解，他内心思忖：“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固步自封，以没有什么稀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6]113清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将来会为此时的傲慢自大付出沉重代价。三、“海纳百川”精神的回归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此时急需有识之士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重新唤醒传统文化的进取精神，突破封闭的藩篱，吸取世界文明的养分，让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融入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这具有跨时代性的历史重任首先落在了林则徐的肩上。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又字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嘉庆十六年中进士，是清代“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7]。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禁烟态度坚决，在湖广地区禁烟成效显著，由此得到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道光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8]。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关防，辞别故人，踏上了南下禁烟的行程。当时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禁烟，看似荣光，实际是个危机四伏的差事。道光年间的鸦片泛滥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厉行多年的禁烟政策成效甚微，中英之间在广州的贸易矛盾一直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且时有冲突发生，如若禁烟问题处理不慎，极易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当时的朝中大员对禁烟钦差的重任唯恐避之不及，林则徐并非不知道广东禁烟的利害关系，他明白此行“乃蹈汤火”“身蹈危机”，但为了完成禁烟使命，他已“祸福荣辱于度外”[9]。林则徐属于当时少有的开明派、实干派官员，秉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曾写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对联以自勉，表明其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海纳百川的开明胸怀，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他所面临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时的英国已经对清朝的疆域、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了如指掌。而清朝上下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对这个千年不遇的对手茫然无知，也不屑于去了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改之前的官场风气，开始探访国外的情况以知其虚实。林则徐得知居住在澳门的西方人会出版报纸报道中国的情况，于是便派人购买过来，同时招募了一批曾在海外生活过、熟知外语的中国人进行翻译。当时翻译的报纸主要有《广州周报》（CantonPress）、《广州纪事报》（CantonRegisters）、《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FreePress）等。他还组织译员将英国人德庇时（JohnFrancisDavis）写的《中国人》摘译成《华事夷言录要》，还以英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EncyclopediaofGeography）为基础，翻译成《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国家的著作。林则徐率先走出封闭，开始开眼看世界。1839年7月，英国水手打死一名中国村民，林则徐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意识到要运用西方的法律来反驳对方，由此便让人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deVattel）的著作《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则》翻译成《滑达尔各国律例》。林则徐阅读国外的法律后，便继续以法律为依据与英方交涉。林则徐学习外国法律、运用外国法律的行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先例。当时《澳门月报》对林则徐翻译外国书报的行为做出了高度评价：“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