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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历程及启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全党全国人民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方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相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明确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为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全党全国力量、争取早日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提供重要保障。一、从反帝反封建到推翻“三座大山”：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逐渐深化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情所决定。中国共产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的探索始于土地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并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得以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逐步深化，代表其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历经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发出“联合各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号召。[1]99这次大会虽然尚未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但它指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只是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共合作这条统一战线上。因此，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国革命运动往往受制于人，难以取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首次提出“主要矛盾”这一概念。虽然该提法与后来理解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但它的提出仍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六大报告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武装起义。”[2]296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这三对矛盾。该提法虽有明显不足，但已基本看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为后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作了舆论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愈加激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正悄然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积极呼吁国民党共同签订抗日协定，并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而蒋介石却依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力围剿中央苏区，导致红军被迫长征。延安时期，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中国国情和问题，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1937年5月，在民族危机空前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时准确地概括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说，“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3]252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在《矛盾论》这篇文章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主要矛盾问题。他说，“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3]32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不断完善，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4]631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互相关联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指明民主革命的对象与任务。1948年，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斗争中总结经验，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他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5]1313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三座大山”的由来，标志着党的中国革命主要矛盾理论发展成熟。正是由于立足基本国情，并不断深化认识、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命脉、提出救国方案，形成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从反帝反封建到推翻“三座大山”，这一理论的提出，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方向。二、从发展生产力到重提阶级斗争：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曲折探索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之后亟须解决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正确认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就。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理论，明确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逐渐偏离正确轨道，最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和国家事业遭受挫折。早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5]1433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三大改造的相继完成，“三座大山”被推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1956年是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之年。是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不少弊端，加上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以苏为鉴”，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阐述了共产党新的发展理念。紧接着，党的八大适时地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的新论断，报告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同时报告还强调，“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6]341这实际上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迫切任务。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社会中存在矛盾的性质与特点，明确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是比较正确的。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事先并未在中央领导层中充分讨论酝酿，也没有在大会上充分讨论，只是在匆忙之中送给毛泽东审阅，原本并非毛泽东的主张，这是党的八大所谓正确路线被中断的重要因素。[7]10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担忧，因此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8]从而否定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此后，突出阶级斗争的论断愈演愈烈，1962年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9]648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逐渐发展完备，为发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了舆论准备。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重要判断的提出须在党内充分酝酿讨论并取得共识，这样才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得以坚持。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拨乱反正文革期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理论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进行拨乱反正，重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强调：“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是中心任务。”[10]182这里，邓小平强调主要矛盾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突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重要性。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1]54这段表述比1956年的论断更确切，因为发展“社会生产”是一个包括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和改革上层建筑等内容的系统工程。这说明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更加深刻准确。此后，这一论断延续了30多年，直到党的十九大作出新论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2]1-15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大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宣告确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鲜明地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工作。此后，党的十五大并没有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但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时还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3]423这种解释无疑有助于全党全国人民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理解。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基本没有改变，同时还不断加以完善，这体现了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稳定性和成熟性。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仅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而且还与时俱进地进行新的发展，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为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生产力保驾护航。四、实现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新时代、新矛盾与新任务新时代存在新矛盾，新时代赋予新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