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抗力之主张(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抗力之主张(一)中文摘要：非典疫情中得到普遍关心的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合同履行是否可以此为由免责？对此，截至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立法或司法解释颁布。在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下，鉴于立法者明确否弃了情势变更制度，同时意外事件也不构成免责事由，在此笔者就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讨论不可抗力的适用和主张，希望能为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合同免责问题提供一点借鉴。关键词：非典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行为、免责、不可抗力、适用、主张一、问题的提出非典型性肺炎（“非典”）疫情对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确诊病例有5327名之多。2003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规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典是卫生部确定的乙类传染病并且传染了数千人，因此非典疫情作为重大的传染病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医疗人员、科研人员应当服从应急安排，国家可以对公共运输系统、药品、食品、水源、突发事件现场、以及确诊和疑似病人采取控制或隔离措施。同时，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政府行为；对此，下文有详细的分析。因而，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是否可以以非典为由免责？为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下，鉴于立法者明确否弃了情势变更制度，同时意外事件也不构成免责事由1]，这一问题最后简化为：非典=不可抗力？对此，有人呼吁最高法院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确可以凭借其作为立法之一的效力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性，但是，在非典的性质难以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如果出台一个一刀切的司法解释，就有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比如，把不能免责的情况规定为可以免责，那么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当事人就可能因此逃脱了违约责任；或者，简单规定不能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免责，那么就等于规定当事人有义务克服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所有情况。可见，免责事由界定过宽降低了合同约束力，过窄又加重了当事人的义务。虽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上去掉，首都人民的生产、生活已经趋于正常；但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凸现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尽早反思非典疫情中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后类似突发事件中法律、政治以及经济上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从不可抗力的概念入手，进而以非典为例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在法律上细化，最终具体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抗力的构成和主张，希望能为这一问题在今后的解决提供一点借鉴。二、不可抗力的定义作为合同法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严格责任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的合同归责原则。按照合同法的这一基本原则，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相对方取得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的权利。是为“合同神圣原则”。但是，合同法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如果在合同成立后，发生了不能预见且超出一方合理控制的事件，阻止这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则受阻一方可以免除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各国对于免责的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德国称为“履行不可能”，英美法称为“合同落空”，我国采用法国法上的“不可抗力”制度。从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上着手，可以发现，由于我国对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存在下文所述的缺陷，导致对不可抗力概念和构成的认识模糊，从而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不可抗力（ForceMajeure）是大陆法系中法国法上的概念2]，《法国民法典》第1148条规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系因不可抗力所造成时，其责任即可全部免除，亦即债务人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应用了这一概念。就合同法的规定而言，《合同法》117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什么是不可抗力呢？《合同法》117条第二款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由此，可以得出我国民法中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如下：a.客观情况；b.不能预见；c.不能避免；d.不能克服。由于这四个构成要件过于简练，需要进一步扩充其含义。第一，关于客观情况的含义。从时间上，构成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应当发生在合同订立以后，否则就是可以预见的，当事人坚持订立合同，应当视为自担风险。同时客观情况必须发生在履行期之前；如果当事人迟延在先，他就对违约有过错，因此不能以不可抗力主张免责。从来客观情况的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的规定有所不同，通说认为我国将自然灾害、政府行为以及社会事件都包含在客观情况中，而第三人的行为、尤其是单个人的行为是不包括在内的。第二，另外三个要件可以说是第一个要件的定语，即客观情况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能预见这一定语没有问题，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则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要将这两个定语的意思表达更明确，可以发现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都是客观情况的发生；另一种认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是客观情况的发生，不能克服的是客观情况的影响。如果采用前一种解释，“不能克服客观情况的发生”显然有动宾搭配不当的嫌疑。对于一个事件的发生，要么起促进作用，如“促成”事件的发生，要么起阻碍作用，如“避免”、“阻止”或“防止”其发生，何来“克服”？如果一定要这样搭配，“克服”只能解释为阻碍作用，那么“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这两个要件就重复了。另一方面，第二种解释中，不能克服的宾语是客观情况的影响。那么“客观情况的影响”又是对什么的影响呢？继续补充句子的成分，完整的句子应当是：不能克服客观事件对履行合同的影响。如果这一点得到了证明，那么就等于证明相应的客观情况是履行合同出现的问题—违约的原因，或者至少是原因之一。这样，不能克服这一要件中就包含了因果关系。可是，如上述，《合同法》117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这里要求，免责需要证明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相当于是将“因果关系”与“不可抗力”并列作为免责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在判定不可抗力时，并不包括因果关系的考量，这显然与第二种解释矛盾。所以，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从现行法规的规定来看，不可抗力的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在不可抗力定义上的这一矛盾之处一直被忽视。在适用不可抗力时，主流观点是直接将因果关系作为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3]，进而可以直接在不可抗力和免责之间划上等号；但是也有人将因果关系仅作为免责的构成要件而不放入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4].对于不可抗力内涵的不同认识，恰恰是目前对非典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虽然从实践中看，无论采用何种解释，当事人主张免责均需要证明因果关系，在最终结果上殊途同归；但是，一方面，从法律的严谨性出发，应当尽量统一概念的界定，另一方面，如果采用第二种解释，抛开因果关系，抽象地谈不可抗力，与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立法宗旨不甚相符。例如，地球的一端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属于客观情况，而且其发生是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地震对于一个地球的另一端合同的履行可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采用第一种解释将这一地震认定为不可抗力的意义可能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采用主流观点，将因果关系纳入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中。另一方面，对于不可抗力的外延，法国法并没有列举式的明确成文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即使发生罢工、进出口限制、政府征用等事件，也要考虑具体案情，只有当这些情况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要件，特别是事件使得债务人履行合同不可能时，法院才允许免除债务人的违约责任。我国法律也没有对不可抗力的具体形态作出明确规定，通说认为不可抗力可以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客观情况：（1）自然灾害，如火灾、地震、台风等；（2）社会事件，如内战、罢工、动荡等；（3）政府行为，如管制、禁运等。但是，这些客观情况在具体的一个合同项下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需要根据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类事件是不可抗力。但是合同中的这种约定还是需要依赖法院根据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如果约定的不可抗力不符合法律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那么这种约定很可能是无效的。相反，如果直接约定一类事件是免责事由，那么在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这种约定是有约束力的。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在明确了不可抗力的概念之后，应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作出细致的分析以避免判断的不全面或者不准确。上文提到，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作为这些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之一，非典是最为引人关注的。因此，下文以非典疫情为例进行说明。非典的重大影响有哪些？非典型肺炎，是受《传染病防治法》规范的一种乙类传染病。截至2003年8月4，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陆已经有非典患者348人死亡，确诊病例5327人，数万人被隔离。因为非典疫情，北京市政府宣布部分行业停业，各个地方政府对从疫区来的人员采取了程度不同的隔离措施，大量流动人口离开疫情严重的城市，WHO发出了旅游警告，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外国政府的隔离要求……这些情况根据性质可以分为六类：1.非典疫情或者说非典型性肺炎疾病本身，即非典型性肺炎这一疾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的传播情况，这既包括患疾病本身，也包括疫情传播带来的心理恐惧。2.政府行为，包括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如体温测量、健康申报、消毒、各种活动的限制、控制或取消、对医院、旅馆等机构的征用、部分行业的停业以及人员或场所的强制隔离等措施。对政府行为具体分析，可以将上述政府行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健康检查和卫生保证措施，包括如体温测量、健康申报、消毒等，这类措施的特点是虽然当事人承担了额外的义务（配合体温测量、填写健康申报表、购买消毒用品），但是当事人的时间、金钱和合法权利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第二类是限制型措施，例如各种活动的限制、控制，这些措施中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限制，但是并不是完全剥夺；第三类是强制性措施，例如对医院、旅馆等机构的征用、部分行业的停业以及人员或场所的强制隔离等措施，这类措施往往暂行剥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是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