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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艺术真实1、艺术真实概念及主要特征（不同于生活真实与科学真实）高频152答：（一）概念：文学创造要求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亦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的真实。（二）艺术真实的特征1、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型启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超越，它在假定性情景之中，揭示社会．本质及其必然性，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1）内蕴的真实：（内在要求）艺术真实不是生活真实的自然主义摹本，而是对它的反映。反映具有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艺术真实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悟的结果。认识是理智体察，感悟是直觉的把握。文学创造正是在既有理智体察又有直觉把握的心理机制和思维活动中，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诚然，所谓社会生活的内蕴是个十分宽泛宽泛的概念，又可分出许多层次，诸如真相事理层、历史文化层、哲学意味层等；并且由于创作主体的个性不同，其认识和感悟的侧面及深广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三国演义》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它对三国时代的战乱所作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造；这不仅表现在它的“七实三虚”上，就是那些有历史依据的人物事件、场面、细节描写，也都为主体意识——“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与劳动大众的是非善恶美丑标准的混合——所浸透，并予以生发、改造、夸饰、变形的表现；“乱世英雄”的艺术典型不是历史上那个曹操的本来面目的再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而且，作为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的体现方式，艺术真实总是与发掘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联系在一起。因此，用历史的眼光，发现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遂成为文学创造的“价值”要求而为艺术家和美学家所看重。——例如：面对“不关心事物的本质，太在表面上逗留”的批评，福楼拜则申辩说：“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事物的灵魂而且特意回避偶然性和戏剧性”。在俄国文坛上，针对有些人认为果戈理的成就来源于他具有“忠实地抄写自然的本领”的观点，别林斯基匡正说，他的本领是“来自他的伟大的创造力的，表现了他有深入生活本质的能力”。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并非只是体现在像福楼拜和果戈理那样描写较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的文学创造上；不同的题材选择和不同的表现侧面及方式同作家的认识和感悟走向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虽然关注的都是凡人琐事，可是他笔下那些仿佛是从生活中随手拈来的故事，无一不是俄国专制制度下社会生活的残暴性、自私性及保守性等本质特征的真实写照。奥地利现代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的形象尽管怪诞，然其遭际却是在家对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真实而深刻的感受和发现。总之，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表现生活内蕴，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共同的价值品格。（2）假定的真实：（外部特征）以假定性情境反映或表现社会生活的内蕴是—切文艺的共同特征。如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情境的假定性，骑马泛舟只有动作没有实具（以虚代实），一段道白能交代几十年的经历（以简代繁）七八个人就等于千军万马（以少代多）等等。这是由于文学既然不是对生活真实的照抄照搬，作家就必然会从自己的认识和感悟出发，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发掘、提炼、补充、集中、概括，通过想象和虚构予以重组、变形及再塑。浪漫型和象征型作品的艺术情境的假定性显而易见：它们或者把现实形象与幻想的非现实形象融会成—个荒诞不经的情境世界，或者完全抛开现实的形象而以虚拟的形象世界取而代之。前者如《西游记》里的唐僧与孙悟空、猪八戒以及神仙、妖魔的结合，《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与周围其他人的结合；后者如寓言、童话中的拟人化的动植物世界，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世界等。现实型作品虽然保留着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形象是写实的，但是其艺术情境也是虚构的、假定的。《雷雨》让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发生在两个场合（周家客厅与鲁家住宅）及一昼夜之内，冲突集中而强烈，这并非现实生活的常态，然而正是这种假定性情境，使它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都市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的真实缩影。可见，假定性情境是艺术真实呈现的基本方式，是文学反映生活本质这一求真价值取向存在的普遍形态。这种假中见真的艺术效应，建立在它们符合事理逻辑或情感逻辑并能为读者所接受的基础上。符合事理逻辑的情境，即或其时空、环均境及人物关系的描写荒诞不经，也能让读者产生真实的幻觉。如《西游记》虽为神魔小说，但它“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符合情感逻辑的情境，同样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同。《牡丹亭》里杜丽娘的为梦生死的追求爱情幸福的离奇情节，由于情感真挚与读者心心相印，人们就会从心理倾向上忽略其他而以假为真了。可见，文学求真的价值取向是在假定性情境的创造中实现的，而假定性情境创造归根到底又基于真：真事理，真情感。2、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这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1）主观的真实：作为人类的知识体系，科学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当做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纯客体来把握的。尽管这种把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体介入的印记，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却是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让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不受主观影响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例如，天体运行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所谓“日出日落”不过是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生存感受和主观把握而已。然而在文学史上，古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诸如陶渊明的“日人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这样的描绘显然与科学真实相去甚远，却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文学创造对自然界如此，于社会生活亦然。我国历代的诗词曲、剧中的王昭君也是如此，历史人物只有一个，而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面貌各异，实际都不过是艺术家们进行主观创作的产物。《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公开申明：“蔡文姬就是我，一是照着我写的。福楼拜也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总之，无论是观照自然现象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提供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灵化。诚然，任何人类创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较之其他人类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显然更加突出了主观性，即是说，它在把握事物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基础上，更加自由地把客体世界变成主体的认识与感悟、情感与意志的对象物；文学以这样的主观化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起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履行不同于科学活动而属于文学自己的审美价值追求职责。（2）诗艺性：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还在于它的诗艺性。文学按照主观化方式把握客体使它必然要讲究诗艺。“诗艺”即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运用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创造的艺术真实，能够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种艺术真实，与讲究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真实是完全不同的真实。抒情作品也是这样，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种说法严重失实，但是读者不仅可以接受这种夸张之言，而且被感动了：白发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此乃人生之体验，而今竟达三千丈，其怨愤怨愤之情该有多么深重。诗人的出发点不是让读者相信白发真的有三千丈，而只是表现其真实的愁怨之情。可见，假定性情境是在“诗艺”中形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的真实。综上所述，求真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之一，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作如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这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是主体把自己的的“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而创造出来的审美化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2、艺术概括概念158答：艺术概括就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体验和认识，以主体的审美价值追求能动介人的方式，对富有特征的事物给予独特艺术处理，从而在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上，创造既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又具有相当普遍意义、体现着一定审美价值取向的艺术形象之方法。艺术概括有两个具体规定。（一）从“个别”到“一般”：艺术概括是以对特殊的即富有特征的事物的观照和规定描述为途径的。歌德在与席勒的争论中曾深刻地论述过艺术概括的这一规定性。他指出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般，这中间有—个很大分别。前一种途径就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诗人主观上先有—个待表现的普遍性的概念，然后再选择个别事物作为例证，这例证无疑只能起到形象地表现—个普遍性概念的作用而一览无余——这是席勒的主张和实践，他把人物当做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后—途径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因为特殊的事物是富有特征的事物，而特征是本质的最显著的体现，诗人抓住了特征，就会由于对其深刻意义的发掘并予以真实的表现从而取得“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效果，产生由有限见无限，言尽而意无穷之境界。别林斯基说这是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当然，并非一切特殊的都能成为文学创造关注的对象，诚如鲁迅所说：“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可见，对富有特征事物的观照和描述是以审美价值追求为导引的，它本身体现为创造主体的“价值”选择。在中外文学史上，举凡优秀作品的创造过程无不体现着艺术概括的这一规定性。屠格涅夫在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时指出，他笔下出现的那些具有巨大普遍概括意义的艺术典型，诸如“多余人”的形象罗亭、“革命者”的形象巴札罗夫等，都不是从概念出发由“一般”演绎成的“个别＂，而是通过对“特殊＂的“观察”、“比较思索”而“造成”的“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从“个别”达到“一般，在这些人物身上，“个别＂因“特殊”而不可重复，“一般＂因“特殊”而意蕴无穷。正是由于作家这种在对“特殊”的体现着审美价值追求的观照和描述中实现“个别”与“一般”相统—的艺术概括能力，使这些艺术典型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尽管艺术概括是在对富有特征的事物的观照和描述中实现的，然而并非意味：着作家对这些事物可以不作提炼、加工和改造。这是由于“特殊”虽然因其富有特征而较之其他事物更多地与“一般”相联，但是无论怎样“特殊”，其体现的“一般”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充分的；要让“特殊”在“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中真正地成为真实而完整的“小世界”，则有赖于作家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对其所观照和描述的“特殊”进行开掘、提炼、补充和改造。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创作主体把内在的尺度即审美价值取向运用到对象上去的能动性介入和把握的过程——如果说对“特殊”的即富有特征事物的观照和描述是“价值”的选择，那么给予这些事物以改造与提高则是“价值”的创造这是艺术概括的另一个规定性。艺术概括的这一规定性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部长篇小说依据的生活素材，只是一个爱情悲剧：一个贵族青年造访某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请求他把自己写的信转给一个在押的女囚犯，并提出同这个女囚犯结婚的要求。女囚犯同意了，也获得了地方法院的批准。可是正当他准备按照宗教仪式举行婚礼时，女囚犯却因患上了斑疹伤寒而突然死亡。这个爱情悲剧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就变成了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社会悲剧。他不仅突破了生活的原型，把视野扩展到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以对这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残酷性、虚伪性的深刻认识与体验，以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对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