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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简史A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意义:1.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2.有利于我们理解翻译理论，开阔视野。3.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4.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的功能和各种翻译现象。中国翻译简史部分主要参考书目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4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5.中国译学大辞典[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6.中国翻译[J]相关文章中国翻译简史AShort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中国翻译简史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不同学者对我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马祖毅（陈福康，2005：v））：五四运动（1919年）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西学翻译。陈福康（2005：v）：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个时期。第一讲：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9)。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唐代（全盛时期）、北宋（结束时期）(马祖毅，2004：22)。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我国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和娄迦谶（又名：支娄迦谶，简名：支谶）。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儒教：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礼，君子，小人道教：通过修行各种道术以求长生不死，得到成仙。符咒，占卜，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安世高，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息国（今伊朗）太子。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安世高通过附会中土文化的名词概念，藉以实现其翻译目的。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谶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胡：古代泛指西域各民族。西域：包括今新疆、中亚及中亚以外部分地区）。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有名的人。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权赏识。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其译文：文质调和。（质朴文丽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即直译与意译）从支谦开始，佛教翻译开始兼顾形式与意义，更加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支谦过分追求美巧，而且删削较多，在很多程度上损害了译本的忠实性。但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使佛教普及化，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支谦所作《法句经序》，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早期译经特点：佛经翻译初期译者没有原本，全凭外来僧人“口授”译者多来自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僧人，宗教知识渊博但中文程度低，像安世高等那样的人才凤毛麟角。常集体翻译，“译场”，民间活动初期翻译一般采取直译，“弃文从质”，“尚质”。依附主流意识形态，顺应中土文化，往往从当时流行的儒家道家著作中寻找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的名词。消解文化陌生感，以利于佛教的传播接受。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道安东晋僧人。形貌奇丑，博闻强记。东晋时被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五失本(fivedeviationsfromtheoriginal),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三不易（threedifficultiesintranslation):“……时俗有易，而删古雅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智悬隔，契合实难）……大致为：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描述了由于时空距离和受众知识水平所导致的矛盾和困境，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佛经文本的特殊性，译家须心存敬畏虔诚方能为之。鉴于此，道安主张，翻译佛经必须谨慎从事，他反对删繁从简，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同时他认为佛经翻译须合乎原文本意，主张“尽从实录，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明确提出了“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原则，主张严格的直译。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钱钟书认为，我国开宗明义论述翻译的首推道安，支谦的《法句经序》仅发头角而已（陈福康，2005：10）道安虽有此主张，他的弟子仍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时至鸠摩罗什，佛教传入内地已有400多年，已基本上为中土文化所接受，佛教不必再依附中土文化以求肯定认可。在这种境况下，佛学界开始批判此前的各种宗派，首当其冲便是译本的勘误和审订。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民间信众，都对旧译本产生了怀疑。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鸠摩罗什后秦僧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所译经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非常巨大。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到南北朝时，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真谛三藏到中国后20余年适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多部重要经论，是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贡献最大的译师。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隋代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彦琮（或释彦琮）,前后译经一百多卷，并总结历代翻译经验，著《辩正论》，是今存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彦琮在《辩正论》《辩正论》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直译的。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彦琮在古代译论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辩正论》中提出了“八备”(eightqualifications)，即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八项条件：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助人济事，不怕费时长久。）……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二也。（博览佛教诸典，通晓其义旨，消除暧昧不清的问题）；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三也。（旁涉经典史籍，加强文学修养，不使译笔生硬）；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译德、译才，德才兼备，方为合格的译者。也就是说既包含人格修养，又包含学识修养八备把译经活动同译者主体的道德风尚、学识修养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八备开创了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的先河。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这一阶段译经的特点：这一时期，统治者开始接受和弘扬佛教，到了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全国兴建了许多寺庙，有诗云：“千盏青灯映卷红，万山兰若沐西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真谛释不空”。从东晋到隋代，佛经翻译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小规模翻译变为大规模的译场，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大进步。译经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选拔大批人才参加译经活动，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入官译。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从鸠摩罗什起，佛经翻译开始脱离本土文化，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佛经译者探求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逐渐增强。南北朝学者对佛经的研习解说已自成体系，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是唐代，是我国佛教和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我国佛经翻译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有两名都出现在唐代（四人中最突出的是罗什和玄奘）。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玄奘在译经的数量和译论贡献方面皆无人出其左右。也是我国历史上促进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河南人，唐太宗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西出敦煌，四年后展转到达印度，至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尽艰辛，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玄奘带回佛经650余部，数量之多，品类之富，空前未有。谢绝官职，献身译经事业。技巧，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文字表达出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坐在灯下圈点第二天要译的经论。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陈福康，2005：31）玄奘开创了我国译经史上的新风格、新局面。佛教史学界将玄奘及以后的翻译称为“新译”。玄奘针对佛教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失真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五不翻”（transliterationinfivecases):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五不翻”：用音译的五种情况。在翻译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宜译为汉语，只可用音译的办法来处理。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五不翻分别是：“秘密故”，原文一些词语其义微妙难以揣测，不能用意译来翻；“含义多故”，原文某些词语含义多，不能选择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此无故”，原文所指词语在中土没有，只能音译；“顺古故”，有的特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采用，只需沿用无须翻译；“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唤起人的尊敬之心，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们轻贱它们，用音译进行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