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

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周雪光侯立仁[摘要]从1967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上山下乡”政策强迫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生活工作。我们考察了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作的青年们的生活经历。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一个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影响的机会。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两个论题：（1）不利的国家政策如何通过社会分层结构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2）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到个人后来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我们比较对照了下乡的青年和那些留城的青年的就业模式、后来主要的生活事件及经济状况。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受到不利的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但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对他们的子女造成的冲击。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持续的影响，这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之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19681968年，当巴黎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增加学费的时候，当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其他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正从事反越战抗议的时候，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们则乱作一团。文革中经过了两年的“红卫兵造反”后，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已经陷入瘫痪：大多数政府官员被打倒，学校也停了课（Pepper，1996；Unger，1982）。学校里的学生们无法毕业或升入高年级。他们在城市里1[1]直到近些年，中国城市里机会所有的工作还是由政府部门来安排。2[2]在中国的城市中，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干部和专业人员之间的界线是混淆不清的。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我们利用有关父亲的行政或专业级别的信息来判定将之归为干部还是专业人员。3[3]就就业机会来说，使用城市水平的信息更理想，不过，无法得到在所研究的各年份中所有城市这方面的数据。作为替代，我们使用了省份水平的信息。4[4]正如在附录A中所看到的，对于父亲一方的变量来说，很大一部分值都是缺失的。这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一部分数据（13%的个案）是在1993年的一个探索性研究中收集的，而且我们没有收集配偶方父亲的信息。如果从样本中去掉这部分数据，父亲一方的变量的缺省值比例就理所当然地缩小了。因此，在我们分析下乡和返城事件时，尽管分析中用到了有关父亲文化程度和职业的信息，但这部分数据并没有包括在内。不过，在分析后来的生活事件以及收入的决定因素的时候，我们在分析中使用了这部分数据。5[5]理想状况，我们要了解有没有以及有多少兄弟姐妹被送下乡。但令人遗憾地是，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没有这方面的信息。6[6]因为我们的样本是从城市地区抽取的，所以我们对返城事件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最终返回城市的知青。就我们所知，多数知青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城市，而且依然留在农村地区的比例非常之小，不会对我们的分析产生多大的影响。7[7]我们之所以选择6年，是因为这个时间与在我们的样本中下乡群体在农村逗留的时间的均值和中位值一致。8[8]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纳入了单位性质的交互项（集体企业×下乡），所以只有那些在集体企业中工作、没有下乡经历的人才出现在组织类型的参照群体中。与此类似，只有那些没有下乡经历的产业工人才出现在职业类型的参照群体中。9[9]在探索性的分析中，我们估计了没有考虑交互项的模型。主效应参数的估计值与表4中所报告的那些估计值相近。与没有交互项的模型相比，表4中报告的模型以F检验为依据的拟合度得到了显著的改善。R2的增加是因为这些模型中包含的交互项相对较少，这表明，总的来说，下乡的经历对于收入不平等所起的作用较小。在我们探索性的分析中，我们也纳入了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系统性的模式（这些参数估计值多数统计上都不显著）。为了模型简约，在最终的模型中我们没有包括这些变量。10[10]这一点得到ASR的一位评论人的提议。《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作者简介：周雪光，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侯立仁，杜克大学福克华商学院。也不会被安排工作。1[1]在这种情境下，毛泽东的指示（见上，经常被作为“上山下乡”政策的标志）开启了文革中最深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Bernstein，1977）。在为期12年的一段时期里，1700多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多数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被强迫到农村地区去生活和工作。上山下乡政策对一代中国城市青年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1967年至1978年之间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中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送到农村；许多人在那里呆了十多年。我们从20个城市的居民中抽取了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通过对这个样本生命历程事件的分析，我们考察了这个具有戏剧性的历史阶段。我们处理了关于社会分层和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中两个主要的论题：首先，我们研究了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事件如何经由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已经集中讨论了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过程。然而，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多变无常，这赋予了社会分层过程与众不同的特征。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情境中，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其次，我们考察了国家政策如何形塑和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晚近对于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生命历程的研究，强调了国家和社会政策在形塑个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此的回顾可参见Mayer和Schoepflin，1989）。我们将研究置于中国的情境之中，希望借此阐明由政策导致的生命事件，诸如上山下乡的经历，如何影响到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及经济状况。国家与生命历程：理论回顾埃尔德的重要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ChildrenoftheGreatDepression），开创了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周期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设立了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的一套方法（Elder，1974）。在后来的20年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社会学文献中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Elder，1985，1995；Hogan，1981；Moen，1985；Sφrensen，Weinert和Sherrod，1986；对此的回顾参见George，1993）。对于这个研究传统，我们的贡献在于，集中探讨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生命周期以及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联系。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国家在形塑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正如马耶尔和马勒所指出的，“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生活，国家已经担当了越来越多的责任”（Mayer和Muller，1986：225）。他们探讨了国家行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三种模式：规则与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各种财政政策（如社会安全），以及服务供给（如与老年有关的社会计划）。通过这些社会政策，福利国家试图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Meyer，1986）。正如马耶尔和斯克费林所观察到的：福利国家通过医疗和失业保险，防止出现收入突然间大量丧失的情况；通过老年保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为生命历程提供了连续性。并且，福利国家还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提供了特有的教育-职业联接、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有条不紊的、带有可靠且不断增长的收入的职业生涯。（Mayer和Schoepflin，1989：203）研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国家政策既形塑着机会的结构，也形塑着社会地位的结构，对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Whyte和Parish，1984）。然而，与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福利国家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国家政策的变化经常戏剧性地打断和改变着个体的生命历程。由此立场出发，怀默霆考察了生活机会的政治学。他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策的变化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机会结构，而且显著影响到不同同期群的生活机会（Whyte，1985）。利用取自中国两城市城市居民生活史的数据，戴慧思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文革时期激进的国家政策，导致中间阶层子女的“下向流动”，并且造成代际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Davis，1992）。沿着相似的脉络，周雪光、图玛和摩恩（Zhou，Tuma和Moen，1996）考察了中国两座城市中的就业率，发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各具特色的就业模式（另参见Deng和Treiman，1997；Elder，Wu和Yuan，1993）。在匈牙利，正如泽林尼和曼钦所观察到的，早些年国家的集体化政策，严重地打断了那些在农村地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的生命历程（Szelenyi和Manchin，1987）。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考察既存的社会分层过程如何起到中介作用，使得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在研究生命历程的社会学中，有一个中心问题，这就是戏剧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如经济萧条、战争、社会运动），何以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埃尔德发现，大萧条对工人阶级子女和中产阶级子女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不同。占据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往往能保护他们自己免于灾难性的事件，或者使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小化（Elder，1974）。从这些不同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社会分层、作为中介的社会过程、特别是通过资源代际间转化而实现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信息。毫无疑问，上山下乡政策对文革的孩子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被看作一个庞大的国家旨在“消除阶级差别”的尝试之一部分，这种尝试影响到了所有的社会群体（Parish，1984）。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上山下乡政策并没有整齐划一地贯彻执行——不是所有在这个同期群中的城市青年都去了农村。除了在政策实施的头几年外，大多数城市青年还是留在城市当中，在城市里面找到工作；一些知青比另外一些返回城市要早。因此，由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产生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不同社会出身的群体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如果有某些群体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子女，免于受不利的国家政策的侵害，那这些群体是什么群体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阶层处于政治权威和资源再分配的核心。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官僚在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受不利的国家政策侵害方面，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领导者们一心想摧毁既存的官僚机器，消灭官僚阶级（Whyte，1980）。在这个时期，官僚机构中的许多官员和管理者遭到清洗和撤换，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不利的国家政策下，官僚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他们的子女？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怀疑这些官僚们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特别是，由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宏观的政治过程（Davis，1992；Zhou，Tuma和Moen，1996），我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持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官僚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可言。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估计一下上山下乡经历对这些文革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后果。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形塑和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对他们后来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Alwin，Cohen和Newcomb，1991；Elder和Clipp，1998；McAdam，1989）。特别是成年早期的生命历程事件，至关重要。正如埃尔德所观察到的，“在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发生的变更，会给以后的历程留下持久的影响”（Elder，1985：35）。对于知青来说，在农村耗费时光，打断了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也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积累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随后的生活事件，诸如婚嫁生子的时间安排，可能也会被打断或贻误。在农村耗费时光，也可能剥夺了知青作为城市居民可以得到的其他机会，比如进入称心的职业，在合意的单位里安排工作。我们认为，下乡的经历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而且，长期呆在农村地区，加剧了这种消极的后果。我们强调历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