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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大卫·鲍兹大选不仅是为政党活动家排序，更要让美国人获得真正的“快感”。这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即使巴拉克·奥巴马仍未能引领大家进入“快感”新时代，诞生于“人生而平等、天赋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理念下的美国，也足以因另一个玻璃天花板的消失1而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因“正常地”发生的事情而稍感欣慰：由一个极不受欢迎的总统领导的、带给美国长期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政党，在大选中被打败了。合众国政府要求被打败的政党离开政府办公室。美国的国父坚信政党轮替的原则。他们认为法律应该规定即使是成功的政府官员也应该在一段时间后“解甲归田”。毫无疑问，更多第110届国会议员将会获得特权，但这种特权并不是让复杂的“法律、法规和津贴”最大程度保护在职者。乔治·布什和共和党人承诺选择、自由、改革和一个受约束的联邦政府。回顾1994年共和党对美国的承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认为当时的“政府太大、太强势，对待公众的钱太不小心了”，必须结束这种状况。但在过去的八年内，政府大肆挥霍，造成了巨额超支，对自己的授权达到了40年来之最；此外还有教育集中化、一场持续时间比二战还长的战争、一个帝王般的总统，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联邦政府对社会的入侵和个人自由的被侵蚀，最后是对华尔街七千亿救助（而且这个数字在竞选的最后一月还在增加）。相信有限政府的选民有无数理由来拒绝有这种记录的政府。我们加图研究所秉持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则，坚定地立足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等美国价值观的基石。在过去32年间，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他们使我们国家偏离了立国之初的方向，我们都不遗余力地批评之。我们发表文章批评克林顿滥用行政职权、批评克林顿政府误导反垄断政策、批评他的国家建设实验、批评他不愿承担企业福利。我们的分析员也在第一时间指责布什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肆意挥霍、及其在行政权、人身保护、隐私权、权利拓展、联邦婚姻法修正案等方面的拙劣政府，以及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的胆大妄为。但我们也很高兴与两党政府在扩展自由和限制政府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与克林顿政府在自由贸易、福利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起步阶段有合作；与布什政府则在减税、回应9·11袭击、健康储蓄账户、移民改革、社保账户等方面进行合作。如果奥巴马政府试图扭转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那些糟糕的错误政策，有意推动增强和平、自由与繁荣，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和奥巴马政府的合作机会。当下的危机1天花板通常是指女性在工作中的晋升瓶颈。这里的另一个玻璃天花板指的是种族歧视趋于消亡，因为奥巴马是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危机及其起因。这是一场由管制、补贴和干预导致的危机。依赖同样的手段是不可能治愈这次危机的。克里斯多夫·希钦斯（ChristopherHitchens）的说法可谓一针见血：“次贷危机及其衍生的恐慌摧毁了我们对‘信用’的信心，一个识别方法是所有人都被允诺了一切、几乎所有人都被民粹主义诱惑了。”这里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央银行的存在，而且它暗示为冒险行为提供联邦财政担保。美联储发行美元并调整利率，所以不管怎么看，我们的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了自由市场失败的例子。与此同时，国会和监管者的鼓励使得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了房地产按揭市场的的双寡头。美国财政部暗地里为它们的债务提供担保，这使得两房能扩大债务并进行高风险的交易。正如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所说：“正是因为‘收益归私人’和‘损失归社会’，企业家才变得像赌徒，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华盛顿2实际上认为家庭拥有住房是一件好事，而且认为住房家庭拥有率越高越好。国会和监管者鼓励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而贷款提供者给那些不具有资质的人扩张了信用额度。为了给更多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联邦政府放松了首付标准，并且向贷款提供者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可负担贷款的比例，并且暗示性地保证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扩张。所有这些“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归入非优质抵押贷款的按揭贷款数量激增，当然它们质量也在不断急剧下滑。正是联储的信用扩张政策，才使得这些贷款成为可能。正如劳伦斯·怀特（LawrenceH.White）在加图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的：2001年经济衰退时，在阿兰·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积极增加美元供给。M2年复一年增长，加起来已经上升了10%，至2003年下半年依旧保持了8%的增长。伴随着货币扩张的是联储不断降低联邦基金（银行同业短期）目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2001年初是6.25%，到年底已经降到1.75%了。2002-2003年持续下降，到2003年中达到了1%的历史低点，并且这一低利率维持了一年。联邦基金的真实利率为负——意味着名义利率低于同期的通胀率——长达两年半时间。从买方而言，在这一段时间内，贷款人并不用为贷款承担利息支出，而是从中获益。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Hanke）总结了其结果：“这开启了一切流动性周期的源头并且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需求泡沫。”“每个人都被允诺了一切”——便宜的资金、快捷的借贷、以及上涨的房价。资金和买家推动房价迅速上涨。但好事总会到头，尤其是这种基于不稳定政策的好事。当房价开始下跌，贷款者就遇到了麻烦。金融企业面临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联储和央行开始一系列不断扩张的救市。通常，对待做了错误决定的企业的正确反应是：让它们破产或重组，以使其资产和工人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但现在恰恰相反——联邦政府插手让所有原有企业都维持”正常”运行。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认识到当前的紧急措施仅仅是紧急——如果不是恐慌的——措2这里的华盛顿是指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简称。施，不是长久之计。国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政府从金融公司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并基于对过往错误的明晰诊断提出长远政策。正如倪凯南（WilliamNiskanen）在本手册第36章中写的那样：国会应该废除《社区再投资法》，并且停止向贷款提供者施压（不可要求他们放贷给不合格的借款人）。财政部应该利用其作为监管者的权威来恢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流动性。联邦政府应该防止利用在企业的股权投资越权指导企业经营，并且应该以审慎的速度脱离企业所有者的身份。信用危机的一个教训是政治家喜欢“向每个人允诺一切”——低息、能负担的按揭贷款、高房价、低气价、家家户户有鸡吃3。这就是为什么让政治家远离商业如此重要。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是新的开始？不少学界大佬和公众人物都声称信用危机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更有甚者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场危机很难说是自由放任、放松管制、自由化、或资本主义的失败，因为它是由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多重错误干预造成的。放在过去看，这是干预主义的失败，现在仍然是。但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真的会终结吗？虽然，导致上个世纪的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的拙劣政策和高关税。但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自由放任导致了“新政”（先有胡佛然后有罗斯福），然后出现了紧缩，最终陷入了大萧条。新政是什么？是严格的银行管制、使原本已经极高的边际税率更高、对工资和物价实施政府干预、以及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Higgs）所说的造成“投资者对其财产权利和投资的预期收益普遍不确定”的各种各样的政府激进言行。新政使大萧条延长了8年、甚至更久。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政策与近期提出的用来应对2008年以来的信用危机的政策非常相似。美国Slate.com主编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Weisberg)在危机伊始就宣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但实际上正是积极干预导致了这次危机——而干预主义恰恰是韦斯伯格所支持的经济哲学。所以如果一次大的失败真能终结一种意识形态，那就让我们听到“干预主义的终结”吧。如果这次危机使我们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由一个中央货币当局操纵货币和信用、中央政府税收和再分配达每年3万亿美元之巨、由政府资助的企业成了按揭市场上绑架了纳税人的双寡头、税法鼓励过度使用债务融资、政府施压银行制造不良贷款，那么重新考虑“这种美式资本主义”倒是件好事情。事实上，正如《华盛顿邮报》在十月份的一次社论中指出的：“陷入危机的，恰是那种政府资助的、“唯上”的资本主义，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倒掉，我们要说：‘死得好’。”3家家户户有鸡吃（achickenineverypot）是美国俗语，为美国百年前国家目标的通俗表达。类似中国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时所用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由主义呼唤自由和责任、自由市场和公民权利、远离演播室和卧室4的最小政府。而很明显，不管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自由主义都不在驾驶座上。即使有对危机成因的误解，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自由主义理念都比韦斯伯格这样的学者想的更有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半个世界都拒绝资本主义，这使得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担心中央计划的经济会轻易击败资本主义国家，而某种混合模式——即一半是资本主义、另一半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当世界在东德和西德、北韩和南韩、港台和大陆、美国和苏联身上看到了两个不同体系的结果，事情就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一个笨拙的、落后的方案，最好的结果就是停滞不前，最差的结果是实行暴政。与此同时，西方的半计划经济体——英国、新西兰、美国及其他国家——发展出了一个经济僵化的软化版本。从197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开始取消价格管制、移除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开放经济、削减税率、降低贸易壁垒。这导向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最终铁幕5两边都认识到——私有产权和市场是组织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几乎同时，文化革命使社会走向开放。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进入了西方世界社会思潮的主流。艺术、文学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个人化。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终于把我们引向了布林克·林塞（BrinkLindsey）在《丰裕时代（TheAgeofAbundance）》所说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自由综合体”的今日美国。有人认为未来会出现更强大的政府，而另外有些人则认为会有更多的自由。《理性》杂志的编辑尼克·格莱斯比（NickGillespie）和马特·韦尔奇（MattWelch）写道：“我们实际上生活在自由主义时代的节骨眼上，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高度个人化、极具扩张性的选择自由与日俱增，曙光已现……现在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能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ck）提出的‘乌托邦的乌托邦’早期草创版本，这是个人主义的新世纪，个人在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广泛结盟，相比而言，1970年代（MeDecade）6看起来反而显得更加社群主义。”增税、依旧扩大支出、继续补贴冒险决策、介入企业决策过程等政策会降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使我们更像法国。法国有一个所谓的善良、温和的资本主义而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75%。国会有可能会选择去追求这些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国会确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很显然已经有类似的政策提案了。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更好的医疗、科技进步、更好的药品、更多闲暇机会、更清洁的环境、更先进的技术，简而言之，让更多人过得更好——那么除了市场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而且如果我们想让更大的增长惠及更多人，那么路线图就只能是更广泛的个人选择和决策、以及自由主义的政策药方。自由不仅仅是经济学4演播室喻指媒体、卧室喻指私人领域。这里是说政府不得干预媒体和私人领域。5铁幕（IronCurtain）是指昔日西欧与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想像的屏障。6MeDecade是作家汤姆·沃尔夫（TomWolfe）1976年8月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1970年代。去年秋季经济危机占据了媒体头条，对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于竞选中推动的经济议程，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的支持者能提出很多批评。这更多关乎自由而不仅仅是经济。不过，奥巴马总统的其他一些立场仍然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合作的机会。一早并坚定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使奥巴马在竞选中首次受人欢迎。和加图的分析员一样，早在2002年奥巴马就放言反对战争。我们鼓励他立即从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