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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朝万历年间（1572-1620），肩负传教使命（文化扩张）的耶稣会士(societyofJuses.ppt)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于是出现了又一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的内容以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主，主要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活动。代表人物：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李天经等。在这次持续一二百年的翻译高潮中，传教士们与中国学者一起，除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外，特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物理、机械工程等自然科学类的著作。与第一次译书高潮相比，这是其重要特征。在这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对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教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既是传教士，也是汉学家、翻译家。1583年来到中国，为了结交中国士大夫，他在住所里摆放从欧洲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并悬挂世界地图，吸引来访者。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起名《山海舆地全图》，在教堂和住所悬挂，供人观看，目的是为打破中国士大夫“四海之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西方近代科学中的地理学，最早由此传到了中国。后来，徐光启撰《山海舆地图经解》，对此图做了文字解释，这是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的第一部作品。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开始接受万国并存的观念，建立起一种健康开放的心态，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出现各种变革的观念，引发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为了说明地图的概念，利玛窦在地图上注明地为圆形、五大洲的名词等，标注欧洲有三十余国，对南北美洲做了介绍，并以近代科学方法与仪器做实地测量，画出中国北京等八个城市的经纬度。其中，有关五大洲的观念、地圆学说、地带的分法都对中国地理学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入乡随俗，乔装打扮，穿儒装，结交鸿儒。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利玛窦撰写的中文宗教论著《天主实录》他在书中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自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意见的解释。”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并服从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并把自己读的西方哲人关于友谊的名言，以中文写成格言百则，以《交友论》为书名刊印，赠与达官贵人。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他还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丰富了中文词汇。利玛窦还第一个把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从1601年开始他便开始领取朝廷俸禄，直至逝世。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徐光启）。他去世后被安葬于北京西城区官园桥附近的北京行政学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德国人，1623年来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他又准备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9月的月食。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他在北京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远镜说》刊印于1629年。该书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全书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崇祯三年(1630)，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人。由于工作出色，取得清廷及天文学界的高度信任。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除上述书籍之外，经汤若望迻译编著的有关书籍还有：《交食》九卷、《八线表》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二卷、《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等。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庞迪我，西班牙人，“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庞迪我不仅在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知识方面是个先驱者，而且在将欧洲的实勘精神以及用经纬度测绘地图的科学方法引进我国方面确实起到一种开先河的作用。庞迪我和艾儒略等先后著述和绘制《海外舆图全说》和《万国全图》，对地理学的介绍做了补充。邓玉函，瑞士人，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精于数学、医学和哲学，是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好友。1629年抵达北京。除向中国介绍历法外，还首次将西方机械历学的新知识传入中国，并向中国医学界传入欧洲生理解剖学的新知识。在邓玉函的口传下，王征笔述成《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力学书。南怀仁，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次年奉诏抵达北京。曾长期为康熙帝讲授几何、天文、历学、音乐等西学知识。继南怀仁之后，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都为康熙帝讲授过几何测量、天文历法、解剖学和哲学等。1700年，张诚担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著《北巡纪行》叙述了本人多次随康熙巡察的情况，后在巴黎出版，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汉学界有很多影响。龙华民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在华耶稣会会长，著有《地震解》，叙述地震的原因、等级、范围、大小、时间和预兆等近代地震学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传教士金尼阁带来了西方书籍七千余部。这些书史当时欧洲大学的文、理、医、等六个科系的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代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髓。当时曾有杨庭筠等人希望花十年的时间将它们全部译出来。后来在天启三年（1623年）由传教士艾儒略撰写《西学凡》一书，叙述了这些书的纲要。在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中国译者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他们的主要译著也是西方科技类著作。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功绩也是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徐光启———中国科技翻译先驱徐光启是中国科学译著的先师、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传统的革命者。他在天文、农业、水利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翻译的最有名的书是和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第一部科学著作的译述。徐光启呕心沥血，反复推敲，在译文里首倡“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等中文数学术语。1607年译出，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并成为明末从事数学工作人士的案头必读书籍。西方几何学由此开始在我国系统传播，并多我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612年，徐光启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各种水利工程和水利器械。《泰西水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的水利知识。他编撰了《农政全书》、《崇祯历书》、《测量法义》、《勾股义》等农学、天文、军事著作。编纂《崇祯历书》明代，历法年久失修、故经常出现舛谬，修历迫在眉睫。1629年11月6日，历局成立，历局是个临时的研究改历的机构，其任务就是编纂一部《崇祯历书》，实际就是编纂一部西方的数理天文学知识集成。历局的成立意味着西方古典天文学系统传入中国，中西天文学交流沟通的开始。历局在徐光启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终于1634年12月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一百三十七卷。《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尽管这部历书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在测量方面，徐光启又与利玛窦合译《测量法义》一卷，这是一部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数学著作。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当始于此。除了翻译大量的科技类著作外，他翻译过一些西方哲学类著作。如《灵言蠡勺》，是一部论述灵魂的专著。1.“翻译—会通—超胜”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翻译思想“会通”“超胜”(学习与掌握,领会与贯通)(超越与争胜)二.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三.是抓重点,抓“急需”。如果说“翻译”是起点，“会通”是实践，那么“超胜”才是徐光启的最高目标。继承传统，而“不安旧学”，翻译西法，但又“志求改正”，这样才能超越前人，超越西人，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他认为，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国的长处，将他们多年积累的科学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为我所用，以此超越前人。总之，徐光启是我国明朝末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大翻译家、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而且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和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被尊为“科学译祖”。李之藻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出版家。恳挚、虚心手不释卷迨至高年苦读不辍博学多通，时辈罕有其匹。其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翻译名著《浑盖通宪说》《经天该》《圆容较义》《同文算指》《名理探》《寰有诠》《天学初函》西学丛书与利玛窦等人合译《浑盖通宪图说》，推动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为当时我国的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到了后世很多人，比如清朝初期的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同文指算》是数学著作，介绍笔算技法，清代学者加以改进，使笔算的运用在我国重新得到普及。《圜容较义》几何学论著（“圜”同“圆”）《寰有诠》、《明理探》是我国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的名著。《明理探》是我国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译著。从１５８３年至１６3０年，他翻译西方书付印的书近五十种。帮助利玛窦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和科学等，功不在徐光启之下。他是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洋为中用”思想的先驱。“自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马祖毅，1998：269）。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对我国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天文学和数学:明代所通行的历法，是根据元代郭守敬编的《授时历》（1280年），因长期沿用很少修改，常出错误。到明朝末年，修改历法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在明代，来华的教士中懂历算的就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在清初陆续来的还有穆尼阁、南怀仁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有官员上书，请求编译庞迪我、熊三拔（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等携来的天文书籍。为了推动修历，徐光启1611年撰写《平浑图说》、《夜晷图说》，还借助熊三拔的讲解，写出《简平仪说》，介绍测量仪器简平仪，并作《简平仪序》。李之藻根据西方天文学阐释周髀浑天、盖天的专著《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推动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学的发展。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钦天监对日食的推算再度失误，而徐光启采用西洋历法所作的预测却准确无误。后崇祯帝终于同意修历，徐光启、李之藻、罗雅各等投入工作。李之藻、徐光启、李天经到崇祯七年，终于编译出来《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历时七年，到1635年，全部丛书完成。包括约三百五十卷。崇祯十六年（1643年），朝廷颁发诏令，决定改历，采用西法。不久，清兵入关，明亡。满清入关后，仍依靠耶稣会士编制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