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纠纷

赠与合同纠纷原告王玉清与被告赵守增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凤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玉清诉讼代理人贾德旺、被告赵守增及其诉讼代理人张桂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玉清诉称：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座落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原地址为双槐树小区8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一套系被告名下的私产。1998年1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被告将位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的这套两居室住房赠与原告，约定协议经公证后生效。并在海淀区第二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有公证书(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为证。因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赠与合同的标的物，也未办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为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交付赠与合同标的物——座落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并办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二、承担该案件的受理费。原告对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公证书，用以证明被告曾与原告签订过房产赠与协议。被告赵守增辩称：我与原告不是原告所说的朋友关系，而是恋人关系。我们于1996年11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不久双方即确立了恋爱关系。同年12月23日双方拍了结婚照，原告邀请我去她家居住。我提出结婚，并到单位办理了婚姻证明介绍信。她表示因她是民政干部，在海淀区是有影响的人物，怕别人知道她刚离异，这么快又办结婚，影响不好，不让我跟她一同去，说她一人去就能办妥此事，我相信了她。没想到她竟拿假结婚证骗我。不知情的我见到结婚证就搬了过去。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结婚证上没有钢印。遂询问原告，原告二话没说又拿回了一个结婚证。已心存警觉的我再次细心查看，发现该结婚证的编号竟然是001号。我立即询问原告，为此俩人闹了矛盾，后原告提出要我在宣武区的这套两居室住房，我当即表示同意。原告随即拿回了两个结婚证。这是1997年12月的事儿。我拿到结婚证后没发现问题。于是原告找来了她在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的好友，在原告家中，免费为我们办理了这份引起诉讼的公证书。不久，我被原告轰出了家门。事后我因要办理结婚，经单位查询才得知原告根本未与我办理任何结婚手续。这就是我与原告交往及签署公证协议的前后经过。所以我坚决不同意她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我的财产赠与是有条件的。原告在起诉书中称我与她系朋友关系，既然是朋友，当然也就谈不上公证协议中所说的婚前、婚后问题。而且在协议最后明确写道我与原告婚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所赠与的房产才能作为原告的婚前财产，否则就不能作为原告的婚前财产，此协议就不能生效。三，就我与原告的协议从本质上来讲也是无效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为登记制度，即必须过户才能有效。我所在宣武区双槐里3号楼6门B02号是1993年回迁时优惠价购买的房。在购房协议上明确规定，优惠价购房不得买卖、赠与、转让、抵押和继承的。据宣武区国土和房产管理局服务中心和宣武区公证处的同志讲：优惠价购房的赠与是不能进行公证的，即便公证了也是无效的，也不能过户。如果办理赠与和公证必须将优惠价房转变为成本价房，将所赠房产进行测量和评估补价以后，才能办理赠与和公证，否则都是无效的。四，当时我与原告签的协议是在原告的欺骗下做的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原告利用职务之便，屡次利用假结婚证欺骗我，致我上当，故我们所签订的公证书应属无效。被告对上述答辩，向本院出示了如下证据：1、原告亲笔写给被告的情书，用以证明双方确为恋人关系。2、证人郑春喜(与原告系邻居关系，曾与原告为房产买卖纠纷进行过诉讼)书写的证明材料，主要内容是：原告曾承认其丈夫就是被告;3、证人刘荣妹(自称为被告原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证言，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双方已结婚，且其亲眼目睹过双方所拍的结婚照，4、证人李显堂(被告原单位同事)书写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是其从被告处得知原、被告已结婚的事实;5、证人崔廷君书写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原告曾经有过两次婚史，而非其在法庭上所说的一次;6、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人民政府民政科证明，主要内容是;经过查实，原、被告未在该处进行过婚姻登记，以此证明其所陈述的原告数次领回的结婚证均系伪造的事实;7、被告单位于1997年1月为被告曾出具与原告申请结婚的婚姻状况证明及原告给被告原单位——北京市革制品厂所写的其因不慎将被告开的婚姻状况证明信丢失的证明(以上书证均为复印件)。以此证明被告有与原告结婚的意愿。8、承诺赠与楼房的临时及正式房屋产权证书、9、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终字第5675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原、被告为恋人关系，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年。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原为恋人关系，曾于1997年至2000年8月初共同生活。座落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原地址为双槐里小区8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为被告名下产权。1998年1月21日，原、被告在原告家中经过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达成(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公证书。协议书具体内容为：“协议人王玉清、赵守增现就双方的婚前财产问题达成协议如下：1、属于王玉清所有的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朱房西洼村19号北房三间、西房三间、南房两间，共八间。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居民区甲12号的北房五间、南房五间。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老虎庙甲29号的北房六间、东房两间、西房两间，共十间房产，均作为王玉清的婚前财产。2、属赵守增所有的座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双槐树小区8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赵守增自愿赠给王玉清，也作为王玉清的婚前财产。3、王玉清的婚前财产在王玉清、赵守增结婚后的夫妻存续期间均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4、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公证后生效。”。后原、被告中断了恋爱关系。2002年，原告曾以被告向其借款五万元为由将被告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审理中，被告当时表示要求原告返还该份公证书。现原告以被告至今不履行其在(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公证书中所承诺赠与的两居室住房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交付承诺赠与的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并承担本案受理费。审理中，被告称其与原告系恋人关系，双方曾同居5年，在此期间原告曾3次利用职务之便，用假结婚证欺骗被告，致使其最终在公证书上签了字，但对于上述主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针对被告的上述答辩，原告除对双方5年同居史及被告当庭出具的由原告本人亲笔书写的信笺真实性表示认可外，对被告的其它答辩事实，均表示否认。另查：为龙卡丢失一事，被告曾于2003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起诉，状告原告及某银行返还财产，后因不服后者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在海淀法院及第一中级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上述两审法院对原、被告的恋人关系及同居5年的事实进行了认可。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因原、被告双方对以下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下列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下列证据均予以认可并采信，证据名称如下：1、北京市海淀第二公证处(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公证书;2、原告亲笔书信。3、被告承诺赠与原告楼房的临时及正式房屋产权证书;4、(2003)宣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终字第5675号民事判决书。另因被告提供的以下证据因下列原因，本院不予采信或认证：1、证人郑春喜、李显堂、崔廷君书写的证明材料，因上述3名证人本人因未能亲自到庭，且郑春喜与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李显堂所述有关原、被告结婚一事系从被告处得知，原告本人并未认可;崔廷君所证明的事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3人书写的证明材料均不予认可。2、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人民政府民政科证明、被告单位于1997年1月为被告曾出具的与原告申请结婚的婚姻状况证明及原告给被告原单位——北京市革制品厂所写的其因不慎将被告开的婚姻状况证明信丢失的证明与本案均缺乏关联性，无认证的价值。3、证人刘荣妹认定原、被告已结婚一节，因其并未亲眼目睹到双方的结婚证，其所述原、被告早已结婚，系凭个人目睹到的原、被告二人的结婚照片及双方同居的现象所获得的一个带有主观臆断的直观判断，亦缺乏证据力。本院认为：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活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涉诉公证协议开篇即明确“协议人王玉清、赵守增现就双方的婚前财产问题达成协议如下……”符合婚前财产约定及公证的目的和性质;其次，原告主张赠与依据的协议第二款约定：“属赵守增所有的座落于……的两居室住房，赵守增自愿赠给王玉清，也作为王玉清的婚前财产”，应包含如下三层意思表示：1、被告自愿将两居室赠与原告;2、赠与原告的房产作为原告婚前的个人财产;3、在原、被告结婚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见协议第三条);第三、综观该协议前一、二、三条，双方不但约定和明确被告的房产赠与行为，还对上述协议约定的原告全部婚前财产(其中包含自有的18间房产及被告承诺赠与的两居室住房)的处理问题进行了明确(见协议第三款：“王玉清的婚前财产在王玉清、赵守增结婚后的夫妻存续期间均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且该协议中3次出现了“婚前财产”、同时出现了“结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等与婚姻相关的词句，由此可以推断出，该公证协议是以协议双方办理登记结婚手续作为公证实质要件存在的。审理中原告委托代理人称协议中约定的婚姻对象不是特定的，显然与该公证协议的目的及内容相悖。该公证虽在第四款约定(协议)“经公证后生效”。但按照双方公证协议所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及此次公证的目的、婚前财产约定的通常习惯做法，本院推定该份公证的真实意思非单纯赠与行为，而且是以双方婚姻作为实质附加条件的含有赠与行为的婚前财产约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由于双方当事人至今尚未履行登记结婚手续，致使该协议无法生效并实际履行。故原告以涉诉公证系朋友间的单纯赠与公证，并以此为由要求被告履行赠与及过户义务，理由不当。但应当提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于被告对其所述的原告多次伪造结婚证一节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原告对此未予认可，故本院对此节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清要求被告赵守增给付赠与合同标的物即座落于本市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一十元，由原告王玉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