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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翻译事业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涌现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与西学翻译高潮相比，无论在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其影响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力量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其二、五四前后，俄罗斯文学翻译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翻译相比，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巨流，在中国翻译界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崭新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局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翻译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白话文也开始代替文言文。马列著作的翻译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于1921年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是李大钊。陈望道（1890-1977）是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4月，由日文全文转译《共产党宣言》，8月出版，作为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在此之前，1920年初，由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室首次自德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节译的油印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由郭大力（1905-1976）首先译介的。郭大力在大学期间就立下了翻译《资本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志愿。为了译好《资本论》，他作了艰苦的理论和实践准备，系统研读和翻译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等有了雄厚坚实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他才动手翻译《资本论》。在文革期间，又顶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重译《资本论》，不愧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受梁启超维新思想和严复《天演论》中进化论的影响。1910年赴美留学，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革必须从八件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郑彭年，2005：494）。这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轫之作。文学翻译胡适还倡导诗体解放，尝试用白话文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嗣后发表一系列论文，进一步阐明文学革命主张，把白话文提到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适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是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贡献是极力提倡和尝试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和翻译，使新的思想观念通过白话文体得以大行其道，由此白话文学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拓荒者，胡适对中国新诗的创立和新诗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胡适一生翻译了30多篇诗歌，17篇短篇小说以及其它一些作品。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和《尝试后集》中收录了不少译诗，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短篇小说，试图以此改造中国小说，译有《短篇小说集》二集，易卜生《娜拉》等，选择性地翻译了都德、莫泊桑、易卜生的世界名著，为中国新文学提供借鉴。鲁迅（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通晓日、德、英、俄四种外语。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译著：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哀尘》、编译《斯巴达之魂》、《域外小说集》、《毁灭》、《小彼得》，最后一部译作俄国古典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包括文学翻译活动的宗旨。鲁迅的译论：一、“易解、丰姿”双标准，“移情、益智”双功能鲁迅翻译理论的核心“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这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王秉钦，2005：119）“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即忠实，“力求其易解”即通顺易懂，亦即“信、顺”的二字原则（杨莉藜，1993：5）。二、“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和“以信为主，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宁信不顺“这里所谓的‘不顺’，决不是‘跪下’译作‘跪在膝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王秉钦，2005：121）“不顺”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ibid)既主张“信”与“顺”，又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直译”的思想真谛。“即使对普通的读者，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为度。”(陈福康，2005：296）鲁迅虽然强调直译，但并不排斥意译，即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宾主之分，非敌我对立。他是一位直译与意译统一的成功实践者。欧化的思想：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欧化的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能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吃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陈福康，2005：298）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周作人（1885-1967），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我国最早的著名文学翻译家。曾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新青年》战斗阵地的一员。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五四前。自白话文学运动以来，翻译界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其主要的翻译方法是采取直译法，周作人是直译法的代表。1917年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古希腊的牧歌》。他深谙古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并凭依学贯中西的文化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完成了许多繁难的译作。主要译作有：《域外小说集》（1907年与鲁迅合译）、《日本小说集》、《伊索寓言》、《希腊神话》等。二十年代初，周氏兄弟便鲜明地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1925年，周作人为其译文集《陀螺》写的序文中，十分精辟地阐述和总结了有关“直译”的理论，并指明了“直译”与“死译”、“胡译”等的界限：“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文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译文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周作人的这一论述，又经茅盾等人反复加以阐述，为大多数译者所接受，影响很大。他一生坚持这个观点，鲁迅也是一生坚持直译的。瞿秋白(1899.1-1935)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批评家，同是也是卓越的翻译家。我国最早从俄语原作翻译俄国文学的几位作家之一，也是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经经典作家所写文艺论著的译家之一。瞿秋白代表译作：译有长篇小说（片断）2部、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19部、诗歌3篇、剧本2部、论文39篇。中国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而最早将它翻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翻译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瞿秋白翻译理论：30年代左翼文人中，发表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的，除了鲁迅外，当推瞿秋白。坚持“信”、“顺”的辩证统一，认为“信”、“顺”并不是像鲁迅和赵景深认为的那样将其相互对立起来，“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等读者从原文得到的概念”。主张“借着翻译输入新的表达法”，“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主张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也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对20世纪20年代后的翻译产生过较大影响。郁达夫(1896~1945)中国现代才华横向溢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通三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与是创造社代表作家中，对译学理论贡献较多的一位。代表译作：共计32篇，其中包括《春天的离别》等4首诗，《一女侍》等11篇英、德、日小说和《杜莲格来的序文》等17篇文论，散文等。译作绝大部分自编为《小家之位》、《几个伟大的作家》、《达夫所译短篇集》。郁达夫的翻译思想：于1924年发表长篇论文《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是20年代十分难得的译论名篇。在其中提出“学”、“思”、“得”三个译者翻译条件。“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有声有色的抒情诗，比翻译科学书及其他的文学作品更难。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不过这三字是翻译的外的条件，我以为没有翻译以先，译者至少要对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所以我对于上述的信、达、雅三字之外，更想举出学、思、得的三个字来，作为翻译者的内的条件。”学：“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文的程度而言”，认为，必须研究原作者所在国家的传统的思想、风俗、习惯、原作者所及的环境等，才配从事翻译介绍。思：“……我们既欲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传给同胞，我们的职务，终不是翻翻字典可以了局。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地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若看得字眼容易，拿起笔来就胡翻乱译，则不唯没有眼力的同胞，要受你的欺骗，便是原著者的死灰，也要受你的侮辱的呀！”他认为这种“思”的精神是创作和翻译都不可没有的。得：“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或至少了解原文的真意。“学”、“思”是“得”的前提，而“得”则是“学”和“思”的结果与目的。严复的信达雅是对翻译产品的要求，而郁氏的学思得则是对翻译生产者的要求。郭沫若：（1892-1978），作家、诗人、翻译家郭沫若的翻译实践从1919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开始，一直到1947年结束，历时约三十年的时间。《雪莱诗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海涅诗选》《屠场》《战争与和平》《泰戈尔诗选》等创作论是郭沫若整个翻译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