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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建国以后的翻译我国的翻译事业，从以先辈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开始，到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清朝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和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到五四时期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翻译，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翻译事业也走向了日益繁荣的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有关翻译理论的建设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初在这方面发表议论较多、较深刻的，当推董秋斯。董秋斯（1899-1969），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上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主编《国际》月刊。30年代初，出版了与蔡泳裳合作翻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被鲁迅称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抗战期间，他扶病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此外，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董秋斯在50年代译学界的突出贡献，是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他在《翻译通报》上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等文章，指出以往翻译中存在的缺点，翻译批评中的不良现象等，提倡健康的翻译批评，指出必须在收集、整理、发展前辈翻译言论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上发表《论翻译的理论建设》一文。文中明确论述了“翻译是一种科学”的观点，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的主张。其核心观点包括：（1）翻译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循，并不完全依靠所谓天才和灵感。（2）强调把翻译科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加以建设；（3）阐述了建构翻译理论的意义；（4）提出要首先完成《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来实现翻译是一种科学的命题。这些观点在当时国内外均属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由于中国翻译界长期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并没有引起译界的足够重视。焦菊隐50年代初，率先响应董秋斯提出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是焦菊隐（1905-1975）。焦菊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还是一位精通英、法文的文学翻译家。1950年，他在《翻译通报》上发表《论翻译批评》一文，提倡具体建立翻译批评的共同纲领。1951年，发表《论直译》一位，是一篇精彩的译论文章。在《论直译》中，焦菊隐提出了他对翻译方法的见解。实际上是此文蕴含的是一种整体或全局的翻译思想，也即语篇或篇章翻译思想的核心——一种段本位和篇本位的翻译思想。首先他提倡字和词的“相对价值说。”即，字词虽有其本身的“绝对价值”，但是必须和其它的符号联系在一起形成“相对价值”。实际上就是词语理解与翻译中的上下文思想。进而提出“意念联立”的概念。即“字词的价值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是为字群（句子）服务的，而字群的联立是为整体思想与感情服务的”。如果“不把原文的思想与情感整体作为中心去总括地思索，去求得深入一步的概念与理解，进而化在你自己的血与肉里，成为你的思想与感情，然后再去处理每一句的字群联立关系与个别的字的相对价值，你便会把原文译的支离破碎，弄得毫无意义。”文章的最后，他提出有益的忠告：“等到你把全篇句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深深抓住原文的主题，思想与情绪，根据你所消化了的意念联立关系的整体精神，去修正每一句的译法和句群的译法，使每一句，每一句群，都能为这个思想与情感的整体服务。”茅盾（1896-1981）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译著：契诃夫的《在家里》、《他的仆》、《日落》、《万卡》、高尔基《情人》、莫泊桑《一段弦线》、易卜生《社会柱石》等大量的苏联和欧洲文学翻译的作品涉及23个国家的40位作家。一.神韵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神韵”理论的人。形貌与神韵的关系：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力量。（王秉钦，2005：219）二.艺术创造性翻译（意境论）：建国以后“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王秉钦，2005：221）“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即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陈福康,2005：377）三.翻译与创作并重“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上的美妙；还不够，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副笔墨。”(ibid)傅雷（1908—1966）翻译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了广大的中国读者。法国文学尤其是巴尔扎克权威翻译家《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幸福之路》（罗素）傅雷的翻译思想：在《论文学翻译书》中他说：事先阅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总之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陈福康：2005：389）化为我有，吃透原文方能进行再创作蚕吐丝继承了中国近代自鲁迅、茅盾、郭沫若、闻一多、以至林语堂、朱生豪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陈福康：2005：391）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译害辞的弊病了”。（王秉钦，2005：237）强调译文“气息贯通——文脉贯通”：（翻译上）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息。倘使下一句跟上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既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成了一杯清水。……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家欣赏原作。原作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王秉钦，2005：237-238）傅雷认为，如果意脉不贯，“句句断，节节断，”支离破碎，全篇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徒具形式而拼凑内容的“散”文了。（王秉钦，2005：237）钱钟书（1910－1998），文学家、文论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文化昆仑”,名震国际的大智者。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学术，其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等。他的治学特点是：涵盖古今，横跨中外广征博引，通而化之。钱钟书发表一系列关于翻译的文章，在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关于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媒”和“诱”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提出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王秉钦，2005：243-244）这种造诣高的翻译，就像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进而指出，好的译本消灭自己，把我们向原作过渡，倒是坏的译本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这类翻译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还谈到了两种翻译方法：“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方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他还论述了“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翻译可就不同了…..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更是胡猜乱测的讹。”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在这次翻译大潮中，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为龙头，各地方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有组织地大量出版世界文学名著。这次翻译大潮中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面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学术界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借助翻译来全面系统地介绍外国新思想，促进我国学术文化思想建设。当时最为出名的三套大型译文丛书是“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王佐良的翻译思想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主流。王佐良（1916-1995），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英美文学研究家，文学翻译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成为牛津大学茂登学院研究生，主修英国文学。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翻译协会副会长等，主持外语教材的编写和审订，创办《外国文学》杂志等。王佐良的重要贡献是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了英国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歌和散文。同时他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探索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一位先行者。作为新中国英语界的杰出人物，王佐良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国文学、翻译理论、中西诗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精湛。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他很重视开拓创新，最早从文体学角度和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和论述翻译问题，从而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大活跃的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代表性译著：《彭斯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英国诗选》、《雷雨》（合译）等。王佐良的翻译思想：翻译的作用和功能。认为翻译对于任何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将另一种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给自己民族的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如果没有翻译，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翻译家给新生代的文学家带来了生机。他还指出，翻译天生是比较的，跨语言的，跨学科的，他必须联系文化、社会和历史来进行，所以翻译最具有理论发展前途。关于“忠实”。译文应忠实于原作的“灵魂”，“风貌和精神”，是“整个概念”，“整片情感”，“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通篇的神似”，“全局在胸”，最终的目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