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

1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满永【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关键词】土地改革情感动员挖浮财革命日常化1948年1月，在临泉解放三个月之后[1]，豫皖苏四地委和四军分区便决定在该县的宋集、迎仙两区进行土地改革试验。为了搞好此次试验性土改，四地委派出了100余人的工作队，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下，用两个月的时间，分四步进行了土改的尝试。而为了响应四地委的号召，当年2月，临泉县委也决定在姜寨、鲖城、黄岭和瓦店四个区的130个村庄进行土地改革，并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不过，令革命者们想不到的是，无论是四地委宋集土改试验，还是临泉县委主持的四区土改，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按照后来革命史的总结，这一“急性土改”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实践过程中的“过左”倾向引发了社会混乱。1．1947年10月3日，陈粟大军六纵十六师解放了临泉县城。但县城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全县形势的稳定，当时临泉境内依然活跃着大量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直至1948年11月，豫皖苏军区四分区在临泉的陈集战斗中击溃了号称皖北前线“剿匪”副司令的李金声部之后，临泉的形势才基本稳定下来。有关具体情形，可参见满永：《乡村场景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第4章“若隐若现：清匪中的乡村社会政治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2四地委和临泉县委此次并不成功的土改尝试，放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更大的革命背景中，并非孤立事件。1948年2月邓小平的一份有关新区土改问题的报告，反映出像临泉这样带有急性病思想的地方不在少数。“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南进后，由于对此认识不够，对此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立根据地，五个月的成绩甚微，确犯有急性病毛病。”[2]临泉是刘邓大军南下的主要过境地区以及后方基地，邓小平此处的报告应该也符合临泉的情形。不过，与邓的分析不同，我们认为，急性病的出现并非是策略上的问题，这与共产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乡村革命认识有关。土地改革如果不是共产党乡村革命的终极目标，那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早在1926年，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就阐述了要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乡村土地问题的革命追求。[3]一年之后，在毛泽东和邓演达、陈克文共同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案》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4]按照金冲及等人的研究，这样的提法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5]而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很快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以“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方式，“取消封建式的剥削”。[6]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共推动乡村土地改革的理想追求。而中共自此之后的乡村革命实践也表明，土地问题一直都是其乡村革命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井冈山斗争的初期，就在湖南酃县的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2．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3．李大钊：《土地与农民》（1926年2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内部资料，第137页。4．《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1927年3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内部资料，第369页。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6．中共中央：《土地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内部资料，第406页。3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7]这样的思路也成为此后各地开展乡村革命的典范。到了20世纪40年代，作为毛泽东追随者的地方革命人士，每至一地，都会循着毛泽东早年的足迹开展革命。在他们的意识中，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冀鲁豫区党委发布的一份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表示的相当清楚：“虽然我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我们对农民是不熟悉的。农村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的问题，而农民和地主基本是土地问题。只有将地主的土地拿出来，消灭了地主封建势力，农民才能翻身，农村基本情况才能改变，才能使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土地改革就是农民的革命运动，不要怕乱，不要想四平八稳按步就班，不要想象出什么运动纳入正规，制造什么阶段论，这样当不了要出岔子，因为这是不合运动规律的。”[8]豫皖苏区党委1948年1月20日也发出了一份近乎相同的指示。在这份《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区党委指出“土改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中心”，要求各解放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击退一切思想障碍，展开热烈的土地运动”。[9]四地委在临泉进行的土改试点，显然是受到了这份指示的影响。这也决定了1948年的临泉土改，同样是在“土改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中心”这一认识指导下展开的。毫无疑问，1948年临泉土改的结果，革命者不会满意，但是迫于中央当时同样在调整各地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10]这次并不成功的土地改革只能暂告段落。但土改在革命者的心中，始终是一个近乎神圣的目标追求。7．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177页。8．冀鲁豫区党委：《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7年，阜阳市档案馆藏，案卷号2-1-7。9．中共临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临泉党史大事记（1919～2000）》，内部资料，第39页。10．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虽然文件旨在纠正老区土改中的“左”顷行动，但在临泉这样的新区也不可能毫无影响。由此时开始，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布了多种指示或经验介绍，以推进老区整党和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关这一时期整党和纠左的详细情形，可参见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32页。《临泉县志》就指出，这次急性土改的宗旨是为“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左’的错误，停止土改”，见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9页。4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此法对其适用地区的解释，临泉这样尚未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自然在列。[11]新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为临泉地方当局尽快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样也为革命者早已积蓄的土改热情提供了释放的机会。不过，两年前急性土改的失败可能令革命者始终无法释怀。于是，为了积累新区土改的经验，在阜阳地委的统一部署下，1950年12月，临泉县首先在城关区的田桥、李庄两乡进行土改试点，并于次年2月结束。后来者对此次土改试点工作的评价是“为全面展开土改工作取得了经验”。[12]在试点工作完成之后，临泉县的土地改革工作随即分两个阶段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从1951年2月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共完成了姜寨、黄岭、城关、迎仙、瓦店和鲖城6个区，也就是土改报告中屡次提及的西六区。第二阶段从同年9月至11月中旬，其余各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至此，临泉县绝大部分区乡完成了土地改革。从以上简单描述的临泉土改时间历程来看，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告结束，这样的土改进程不可能是弗里曼意义上的“静悄悄的革命”。[13]而由临泉土改的分阶段发展来看，地方革命者显然不希望新形势下的土地改革，再次像1948年那样出现反复。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革命者对在临泉这样的新区开展土改显得相当谨慎，不仅首先在两乡试点，即使在全面展开之后仍然分阶段实施，有着相当强的计划性。不过，高度的计划性并不表示接下来的土改工作必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与革命者对土改前临泉社会形势的认识密切相关。1952年，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土改工作团华东区第二团在参加临泉县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45页。12．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阜阳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13．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60页。泰维斯就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影响了国内的土改政策，使得原本显得温和的政策变得激进起来。有所变化的政策着力于快速实施，强调阶级斗争和发动群众，即使有引起社会混乱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见泰维斯：《巩固与重建》，载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5土改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对土改前的临泉社会形势有着这样的描述：[14]1947年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八月临泉解放。从那时起到土改前止，敌我的斗争始终激烈地进行着。1948年的反不公找穷根运动，使农民获得合理负担。1949年的反匪反霸运动，打垮了股匪和恶霸头子。1950年临泉大水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生产救灾，镇压了敌人的破坏活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一步，并使带特务性的政治地主遭到沉重的打击。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运动，农民热爱毛主席，信赖共产党，在各方面俱有表现。全县群众加入五大组织（农会、妇联、青年团、民兵、少儿队）的农民一天多似一天。已经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数量虽属不少，但其组织不健全，斗争力是不强的。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恶霸头子）及其所“养”的土匪，虽在各种运动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打击程度极不平衡，地主阶级仍有对抗的活动，他们从武装对抗转入经济封锁，有些地区甚至原封不动，地主继续统治农民。在南三区“急性土改”乡，地主进行“倒算”，纂取村政权是很突出的。这就是我们步入阵地时的基本情况。当然，如果仅仅是工作团对临泉的革命形势有这样的认识，或许还不会影响到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执行。王广宇作为建国初期阜阳地区的主要革命领导人，他对该地区土改前农村阶级特点的下述看法，对临泉土改中的政策执行无疑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5]根据七县材料来看，农村阶级特点是：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势力还很雄厚，其对土改的抵抗也是顽强的；地主阶级在解放后，经过合理负担、剿匪、反霸、生救、治淮、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遭到严重的打击，特别在镇反中对地主阶级的骨干分子——匪首、反动会道门头子，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反动统治气焰确实下降了，但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是不够深入，运动是断续进行的。因之，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不够彻底，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还依然存在。某些村庄的“中小天下”还是他们统治的，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反抗、14．阜阳地委：《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土改工作团华东区第二团参加安徽省临泉县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3月11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案卷号3-1-21。15．阜阳地委农委：《王政委关于土改讨论中总结发言》，1951年，阜阳市档案馆藏，案卷号3-14-2。6抵抗没有了，但统治农民、抵抗土改，花样还是很多的。有了这样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