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从1979年美国人伊朗撤侨到今日中国人也门撤侨

往事并不如烟从1979年美国人伊朗撤侨到今日中国人也门撤侨一系列划时代的大事件正从我们面前流过，但本文只是一篇即兴小文章。也门撤侨看似小插曲，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发生在中东变乱、全球危机、中国深化改革并宣布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门槛踏破水落石出之时。当然，它仍然是一件小事，只是绝不仅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还涉及到中国人的情感变化。请看，朋友圈里以往不太关心政治的朋友是不是纷纷转发关于亚投行成员国的戏剧性漫画？是不是纷纷转发也门撤侨乃至利比亚撤侨的前线基层故事？这些日子我们记住了太多的画面：面对相机惊恐地举起双手投降的叙利亚小女孩、也门中国海军战士的质朴小喇叭、牵着中国女兵手的中国女孩、争相加入亚投行的“八国联军”漫画表情……它们触摸到大国脉搏的细微角落，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哪怕坚守岁月静好、小我即安的人也不能不感受到一些“历史性”的激动。更重要的，它们是过去历史事件的某种回响。传统小喇叭此番美国因为没有撤侨计划，放任美国公民在也门遇难，因而遭到嘲笑。但回顾历史，美国人并非那么值得被嘲笑。美国遇到的事情我们也会遇到。这方面美国人毕竟比我们经历多，衰落中的一哥仍然值得学习。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想到38年前美国人在伊朗的撤侨行动。发生在那个历史黑洞地区的一系列往事，我不想说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只是想召回一些记忆和通感。真正大国的记忆里装载的从来都不只是本民族的历史，而是“天下”的记忆。先简单概括一下也门危机。它是阿拉伯之冬和西方体系危机的一个局部结果。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衰落，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于中东，也门什叶派原教旨胡赛武装趁机兴起。和1979年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势力一样，胡塞势力抓住也门议会政府软弱无力治国无方的机会，凭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争取贫民，武装夺权。基地极端分子亦趁机进入也门浑水摸鱼。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沙特不愿看见什叶派做大，不愿看见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强，决然出兵打击胡赛武装。炸弹乱飞，平民遭殃。当中国人的军舰悄然开到亚丁湾，安静又坚定地接走各国侨民，美国人的脚步却在历史面前迟疑了。也许他们不能不想起1993年的索马里、今天的伊拉克以及1979年的伊朗。面对相机举起双手“投降”的叙利亚女孩1979年的伊朗烽烟1979年伊朗革命与人质危机事件，对于今天的普通大众已经显得遥远，一般网民大概只有通过两年前的美国大片《逃离德黑兰》才对此有一些印象。那部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突出了本·阿弗莱特扮演的美国特工的帅气和机智，渲染夸张了伊朗的恐怖气氛，却没有说出多少有份量的东西。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一年。1979，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德黑兰的摩天大厦却已经鳞次栉比，街头豪车如云，青年男女衣着时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国王巴列维开启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维继承父亲礼萨王的遗志，在二战后争取到波斯民族表面上的独立，然后依赖美国支持，压服地方部落势力和清真寺的毛拉们，强化中央集权。从1963年开始，像百日维新一样，政府开始普及教育，扩大妇女权益，引进外资和技术人员，大建工厂，推进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益于石油提价，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财富。1970年代伊朗一景故事的另一面读者也都能想到。财富背后是贫富差距和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农村进城的民工们满目豪宅却只能住在贫民窟。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从来没有动员和教育基层，那些离开家乡清真寺的农民们被城里的“伤风败俗”惊呆了。世俗化改革及其带来的生活道德变化严重激怒了毛拉阶层，削减清真寺的经费则让他们忍无可忍。与我们的想象不同，毛拉们并不是古老的僵尸，他们的活力恰恰是被现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获了贫民的心。被巴列维驱逐出境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还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录音带，用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巴列维的妹妹和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认为，伊朗的高速现代化超出了伊朗国情承受能力，农村混乱的土改反而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国王家族却积聚了巨额财富。面对不时发生的骚乱，美国人帮助伊朗建立了类似中情局的萨瓦克组织以强化统治。但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大搞人权外交，要求巴列维开放政治，改善人权。巴列维政府毫无群众路线基础，却一味加快政治开放，所以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种猛兽释放出来。沙利文大使称之为“喂鳄鱼”——永远喂不饱。1978年开始的伊朗动乱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圣城库姆首先发生了宗教骚乱，但库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国王势力的大本营。更引人瞩目的是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间的宗教势力有多么强大。接受苏俄马列主义的左派当然也要革命，不断发动工人运动，客观上配合了毛拉阶级的行动。左翼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谋略上也远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义精英掌控着媒体，整天哗众取宠，抨击人权，操纵各种“谣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当然是他们的好素材之一。但他们只在乎想象中的理想，却不考虑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以至于美国大使事后感慨：他们高呼着人权召回了宗教势力，推翻国王之后反遭宗教势力的严酷镇压处决，却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那时的伊朗，不像今天的埃及、也门、突尼斯、利比亚，到有点像2012年的某个“谣言共和国”。革命箭在弦上，这里先按住不表。关键是，已经置身事内的大国该怎么办？美国大使与美国高层的冲突苏联人想火中取栗，但美国人才有更多的利害关系。石油、外交联盟、无数援建公司、几万名驻伊朗公民……怎么办？我们来看看这个决策过程。在美伊外交里至少有三方：巴列维政府、美国政府和大使。没错，前方大使和后方的总统、国务院以及著名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意见总是很难一致。当然，他们首先关注如何捍卫美国利益，又要兼顾已经高举起来放不下去的人权大旗。他们一边要求巴列维继续改革，一边出谋划策如何稳定局势。大使做了细致的工作，接触各方人士，甚至尝试接触霍梅尼的人。国王却没有城府来处理这样的现代危机，瞻前顾后，张弛无道，一会儿开枪镇压，一会儿开放党争，令反对派越来越大胆，各种势力都加入反国王的同声大合唱，连世俗左派也以为霍梅尼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而撤侨的最大问题在于：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你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撤。几万美国人和无数机构，不是说撤就撤的。美国人为如何判断局势大费脑筋。布热津斯基始终认为，采用军事镇压是最后一张可以稳定局势的牌。大使则觉得美国后方领导总是想当然，不能即时回应自己的请示，还屡屡责怪自己擅自行动。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正在同时处理几件国际大事，一是在戴维营会议为埃及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艰苦谈判，一是与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还要处理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恰如今天的中国日理万机。最高层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大事上，以至于常常不能即时回应前方大使的紧急请示。布热津斯基考虑宏观层面的大国利益，沙利文是一线工作者，考虑很多具体问题。他说只要到伊朗看一看，就知道局势有多么混乱和悲观，需要即时的判断。一个请示如果一周后才得到回复，那就失去了请示的意义。可是本国的命令是要他不可以表现悲观。所有人都在事后才发现一件多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无可挽回地发生了。看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文，布尔津斯基与巴列维的信息交流就一个意思——布：嗨，我很想让你当机立断搞那个（军事镇压），但是这话不能由美国说出来，得由你自己做决定并承担责任。但无论你做什么美国都支持你。巴：嗨，谢谢。但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要我搞军事镇压？能不能说明白点？我也想搞，但我就想听你们美国人亲口说出来。可惜沙利文大使好像不明白布热津斯基的意思，在回忆录里一味责怪白宫的指示不明确。说时迟那时快，时机转瞬即逝，革命如推墙，巴列维先逃了。接下来两年间的故事，是霍梅尼的保守教派如何血腥清洗了自由派、左派、传统伊斯兰派、伊斯兰社会主义派，建立起史无前例的伊斯兰神权宪政国家，中间还利用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大肆打压国内对手。有趣的是，沙利文还曾回忆，1978年中国面对伊朗也产生了决策难题。因为国家主席华国锋原计划访问伊朗，去还是不去呢？沙利文认为，中国人从联美抗苏考虑决定支持巴列维，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失算。不过从国王出逃开始，沙利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撤侨了。他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直在调查形势，出谋划策，并且婉转提醒前来拜访他的美国人准备撤离。美国人陆陆续续撤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万多人还在观望。很多美国人是抱着暂避风头的心态离开的。但是到了1979年12月，沙利文不得不告诉美国公民，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可能就永远别想回来了。美国人都大吃一惊。当沙利文和美国武官被骚乱武装包围在地下室的时候，正在开会的布热津斯基连续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策动一场军事政变以掌握伊朗政权，他再也忍不住地愤怒了，直接挖苦对方。但美国武官还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做出回答：政变成功的几率是百分之五，而且一旦失败，美国人就是伊朗人的死敌了。俱往矣。看看二人照片，也多少能感受到理论家出身老谋深算的布热津斯基与军队出身风风火火的沙利文风格之不同。布热津斯基青年沙利文美国撤侨往事沙利文先“托关系”把自己和使馆人员救了出来。中国人的也门撤侨被看作充满了中国特色，比如在混乱的地方如何通过“托关系”来做成事情。据观察者网新闻报道：“入港时机确定之后，要顺利入港依然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也门战事升级，亚丁港也成为交战区，很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安全都拒绝工作，而船要入港需要港方许可，并提供引水（即港内水域的领航）等必要服务。这一切条件似乎都不具备，有可能造成撤离人员集结后船只无法入港，相当于把撤离人员置于险境之中。（指挥员）姜国平说：中国驻亚丁总领事找到了亚丁的省长，托了关系，他跟省长比较熟——这次省长有个亲戚还随着我们547舰（临沂舰）撤出。所以，他算帮了省长一个忙，省长也帮他一个忙，就把这些人找齐了。”网友喜称这是妥妥的“走后门”。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把“托关系”写进了报道（RescueMissioninYemenProvestoBeBoonforChineseMilitary’sImage）：其实美国驻伊朗大使一样要走后门，灵活运用各种关系。在被骚乱武装包围的时候，他电话求助亲美的伊朗部长雅兹迪。雅兹迪带着一队人马来大使馆。他们和激进派武装毕竟是同族，互相吵吵嚷嚷，总算把大使馆人员放了出来。大使适时冲到包围者中间的阿亚图拉（穆斯林高级神职人员）面前，和他握手，令阿亚图拉措手不及只好热情相待，还答应让圣战队员保护使馆成员。这位雅兹迪数年前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直言伊朗很难成为伊斯兰式的中国，因为缺少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发展、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三要素。对，他说的是中国。在撤侨中，美国人表现出了“美帝国之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以色列人在伊朗成为众矢之的。沙利文回忆：有三十二个以色列人临时要求登上美国飞机撤离，沙利文果断挤下三十二位美国乘客给以色利人让座。但以色列方面来了三十三个人，这时一位美侨主动让出了座位。英国人则在波斯湾利用测量船帮助撤退伊朗南部的美国侨民。我们在也门为巴基斯坦等国侨民无偿所做的，看来英美人也做到了。最精彩的桥段发生在沙利文自己的撤退过程中。让我们回顾一下《逃离德黑兰》里那位帅酷的特工，他让六位被困使馆人员化装成电影摄制组逃离伊朗。电影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沙利文撤退大半年之后——伊朗学生扣押美国使馆人员做人质，美方派出特工营救。主要情节取自美国CIA特工门特兹的回忆录，但编剧多少从沙利文那里借取了一部分素材。首先，沙利文请回自己的老部下、安全事务官迈克·库格林负责撤退事宜。不知道库格林是不是很帅，沙利文称他很勇敢仗义——“出于友谊，自愿前来德黑兰，他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板有办法……他为我的离开作了精心策划，有意露一手。”怎么露一手的？原文引用如下：“在我预定离开的前一天，迈克布置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预防措施。他认为雅兹迪派给我的保镖小组不可靠，担心他们同敢死队有关系。因此他派他们先赶到机场探明跑道是否安全，有无潜伏的歹徒企图阻挠飞机起飞。他最担心的是，飞机下边可能埋伏着配有萨姆7型手提防空火箭的敢死队员。迈克给保镖每人发一架装有使馆保密频率标准晶体元件的步话机。他随后集中精力组织车队，准备在宵禁时间内穿过市中心急驰机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