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目而视

《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文版前言□齐泽克相关内容京冀作家追忆浩然齐泽克的《斜目而视》欧洲左派如何看待中东？生活在时代的尽头齐泽克论毛泽东斯拉沃热·齐泽克:回到列宁理论界的魔方大师——齐泽克印象《斜目而视》原书出版已近二十年。尽管其中的许多段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批判性回应，但我坚持认为，本书的基本方法依然正确无误（对希区柯克电影的分析在本书中占很大比重，本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以这些分析为例来证明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剔除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叙事内容，只留希区柯克电影的高强度的形式模型（formalpattern）。如果我们要对希区柯克的电影进行严肃的社会批评性的解读（sociocriticalreading），我们也理应仔细辨析早已渗入纯粹形式层面的社会调停（socialmediation）。所以，请允许我为本书中的分析增加一个新例证，向大家表明，隐含的社会调停是如何维系形式悖论（formalparadoxes）的。希区柯克研究有一个略显琐碎却又极具启示意义的特性：事实性错误不胜枚举，错误率远远高于电影研究错误（已经很高）的平均水平。这些错误既涉及电影的叙事因素，又涉及电影的形式特征：有些人先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主观镜头、客观镜头以及主客观镜头的剪接，继而提出自己的论点，不过，如果根据录像带或DVD一一核实，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描述错得一塌糊涂。建立在这些错误上的理论分析通常清晰易懂，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被（错误地）归于黑格尔名下的态度：“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理论固然不好，事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知错而不改，这方面有一个杰出的范例，它涉及《眩晕》中一个最为著名的场景：那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刻，在厄尼餐厅，斯考蒂（Scottie）第一次看到了马德琳（Madeleine）。①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让-皮埃尔·奈斯昆奈兹（JeanPierreEsquenazi）的《希区柯克与〈眩晕〉的探险》（HitchcocketlaventuredeVertigo），Paris:CNRSEditions2001,p123126。确切些说，这里的错误与两个镜头的性质有关。我们先是从外面看到了厄尼餐厅的入口，然后镜头切到了斯考蒂。他坐在位于餐厅前部的吧台边上，透过一道门框向挤满了桌子和客人的大房间张望。于是，一个没有剪切的长长的摇镜头把我们带到左侧，给我们提供了整个房间的全景，声音则是繁忙餐厅里常有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我们应该记住，这显然不是斯考蒂的主观透视。突然间，我们（或者说，摄影机）的注意力被引向一个诱人的焦点，一个牢牢锁定我们目光的符咒（fascinum），一个明亮耀眼的斑点。我们很快认出，那是一个漂亮女人的裸背。这时，赫尔曼②伯纳德·赫尔曼（BernardHerrmann，1911—1975），美国音乐家，以为电影配曲著名。与希区柯克关系密切，曾为《惊魂记》、《西北偏北》、《知情太多的人》和《眩晕》配曲。还曾为《公民凯恩》（CitizenKane）、《恐怖角》（CapeFear）和《出租车司机》（TaxiDriver）配曲。——译者注的动情音乐徐徐而起，压倒了背景的嘈杂声。在音乐的伴奏下，摄影机渐渐移向那个符咒。我们先认出了面对着我们的马德琳的丈夫厄尔斯特（Elster）。我们由此推断，那个女人肯定是马德琳。在这个远景之后，镜头切到了正在偷窥马德琳的斯考蒂，然后又切成了斯考蒂的主观镜头，切到了他看到的场景（马德琳用上衣遮住后背，准备离开）。在马德琳和厄尔斯特离开餐桌并从斯考蒂身旁走出餐厅时，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著名的镜头。斯考蒂看他们走近了，为了不暴露身份，把目光转向了酒吧门框对面的玻璃上，悄悄偷窥背后发生的一切。马德琳在走近他时，不得不短暂地停留一下（那时她丈夫正跟侍者交代什么事情）。这时，我们看到了她神秘莫测的侧影。（侧影总是神秘莫测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面部的一半，面部的另一半可能变形丑陋，令人生厌。或者说，我们其实看到的，只是朱蒂“真实”而普通的面部。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女孩正在假扮马德琳。）这个诱人的镜头也不是斯考蒂的主观透视。厄尔斯特与马德琳会合后，一起离开斯考蒂，并走近餐厅出口。只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了他的主观镜头（他眼中的马德琳和厄尔斯特）。这个镜头是他坐在吧台边上的那个镜头的反镜头（countershot）。在这里，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暧昧不明至关重要。只要马德琳的侧影并不出自斯考蒂的主观透视，那我们只能说，她的侧影镜头被彻底主体化了。它表现的不是斯考蒂实际上看到的，而是他想像出来的。也就是说，那是他幻觉性的内在视境（innervision）。（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看到马德琳的侧影时，由餐厅墙壁构成的红色背景似乎更加热烈，它几乎就要因为热烈而爆炸，就要变成黄色的烈焰了。仿佛他澎湃的激情已经直接铭刻于背景之上。）也难怪，尽管斯考蒂并没看马德琳的侧影，但从他的行为判断，仿佛他已经被这个侧影所捕获，深深为之吸引。这两个镜头虽然已经主体化，但无法把它们归诸任何主体。我们从这两个镜头中得到的，正是纯粹的前主体现象（purepresubjectivephenomenon）。马德琳的侧影是纯粹的假象，充满了丰富的力比多投入（libidinalinvestment）。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过于主体化和过于强烈，这样的力比多投入是任何主体都无法承受的。我们从这种主体性过剩（excessofsubjectivity）中两次看到的是同一运动。它不属于电影理论所谓的“缝合”（suture）这一标准手法，即客观镜头（某人在看什么东西）与主观镜头（某人看到的什么东西）进行转换的标准手法。通过这样的“缝合”，过剩被驯服了，被明确置于主观－客观的镜像关系（subjectobjectmirrorrelationship）之内，如同客观镜头和主观反镜头（countershot）的转换所例证的那样。为了抹除这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镜头”（subjectlesssubjectiveshot）呈现出来的强烈情感，展示某种“没头没脑的激情”（acephalouspassion），从唐纳德·斯波托①唐纳德·斯波托（DonaldSpoto，1941—），美国传记作家，天主教神学家，还做过修道士。曾为许多名人树碑立传，传主包括希区柯克、劳伦斯·奥立弗（LaurenceOlivier）、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Williams）、英格丽·褒曼、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等。——译者注到罗宾·伍德②罗宾·伍德（RobinWood，1931—2009），生于伦敦，活跃于加拿大，电影批评家，对希区柯克、英格玛·伯格曼所论甚精。——译者注以来的多数阐释者，都在详细描述厄尼餐厅的场景时莫名其妙地坚称，这两个过剩镜头表现的均为斯考蒂的主观视野。这样一来，过剩即遭遏制和简化，被置于客观镜头与主观镜头进行标准转换的层面。我们在这种过剩中遇到的，则是“作为客体的凝视”（gazeasobject），它脱离了将它系于某个特定主体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全都遇到过这样的古怪时刻。那是在我们瞥见了自己的影像，而这种影像并没有回视我们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脑袋的一侧长了个奇怪的东西，我想借助于两个镜子看个究竟。突然间，我从侧面看到了自己的面部。这个影像复制了我全部的姿势，但它是以极其怪异的方式复制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离奇经历中，我们把握到拉康所谓的“作为小客体的凝视”（gazeasobjetpetita）的精髓。“作为小客体的凝视”只是我们影像的一部分，只是它躲开了镜子般的对称关系。当我们从自己身外审视自己，从某种不可能的角度审视自己，就会造成某种创伤。造成创伤的原因并非我被客体化了，被简化成了供人注视的外在客体；造成创伤的原因在于，被客体化的正是我的凝视，它在从外面观察我。这意味着，我的凝视不再属于我，它是从我这里偷走的。小客体的这种古怪特性，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时间性后果（temporalconsequences），它把我们带回到希区柯克那里。让-皮埃尔·迪皮伊①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Dupuy，1941—），巴黎综合理工大学（écolePolytechnique）社会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理论、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论。主要著作包括《自欺与理性之悖论》（SelfDeceptionandtheParadoxesofRationality）、《心灵的机械化》（TheMechanizationoftheMind）等。——译者注在其有关《眩晕》的令人钦佩的文本中，展示一个时间性的逻辑悖论（temporallogicalparadox）：一个客体具有属性x，直至时间t；过了时间t，不仅该客体不再具有属性x，而且认定在任何时间内该客体曾经具有属性x，都是不真实的。因此，命题“在t这一顷刻，客体O具有属性x”的真值，取决于这个命题是在哪个时刻提出来的。②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Dupuy），《在我即将死去之时，我们所有的浓情蜜意都从来不曾存在过》（“Quandjemourrai,riendenotreamournaurajamaisexiste”），未刊稿，来自“《眩晕》与哲学”研讨会，高等师范学校，巴黎，2005年10月14日。我们应该在此注意下列精确的概括：并不是说，命题“客体O具有属性x”的真值取决于这个命题里面提到的时间——即使里面提到了具体的时间，这个命题的真值也只取决于提出这个命题的时间。或者，引用迪皮伊文本的标题来说，“在我即将死去之时，我们所有的浓情蜜意都从来不曾存在过”。想一想结婚和离婚那档子事吧：为离婚的权利所做的最具才智的论辩（正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论辩），并不提及庸常的世俗之见，说什么“和所有的事情一样，爱情的依附（loveattachments）也不是永恒的，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等等；相反，它会承认，婚姻观里面存在着不可溶解性（undissolvability）。结论就是，离婚总有回溯性的余地（retroactivescope）：这不仅意味着婚姻现在已被废止，而且意味着更为激进之事，那便是，婚姻之所以理应废止，是因为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婚姻。并不求助于时间旅行而能回到过去，并改变过去，这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由亨利·柏格森①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提出“创化论”，强调创造与进化并行不悖。相信宇宙中存在着“生命冲力”，世间一切皆有活力。反对机械论和决定论。齐泽克曾经在别处提及他。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TwoSourcesofMoralityandReligion”）中，柏格森描述了他在1914年8月4日（法国和德国在那一天正式宣战）生出的怪异感：“尽管我心凄惨，尽管面临战争，甚至是一场可能获胜的战争，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场灾难……谁又会这么想，如此可怕的事件真的会轻而易举地发生？”在战争爆发之前，战争既是或然性的，又是不可能的；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刹那间成为现实的和可能的。“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谁能把此时此地的现实拉回到过去之中，逆时间而动。不过，毫无疑问，可以把可能性拉回到过去之中，或者说，无论何时，可能性都会把自己拉回到过去之中。就不可预言的新现实的形成而论，现实的意象是在现实发生之后，在模糊的过去中反射出来的：这个新的现实会发现，它始终都是可能的；但只是到了真正形成的刹那，它才开始成了它过去一直可能成为的样子。所以我才说，只要这一现实形成，并不先于其现实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先于其现实而存在。”齐泽克认为，这表明，我们总是与作为不可能的实在界擦肩而过：或者把它体验为不可能的和不真实的（无论我们多么清楚，即将来临的灾难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还是不相信它真的会如期而至，因而将其作为不可能性排除出去），或者把它体验为真实的和不再不可能的（一旦灾难降临，它就被“重新常态化”了，被视为事物的常态运作的一部分，视为一直总是已经可能发生的分裂：我们知道灾难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但我们不相信它真的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