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官费留学日本教育

龙源期刊网清末新政时期的官费留学日本教育作者：岳恒来源：《西部学刊》2018年第07期摘要：官费留学日本教育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反映了清政府培养人才、挽救危亡的愿望。一方面，清政府对官费留日有资格限制和激励举措；另一方面，日本设立速成科和普通科培养中国留学生，意图在华培植代理人。但这些官费留日学生回国后所带来的结果是促进了中国传统家庭革命，涌现出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最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这是其始料未及的。关键词：清末新政；官费留学；日本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7-0044-03为了挽救危亡，清末新政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官费留学日本教育就是其中之一。留学日本教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留学生分化为革命派和立宪派，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改造中国社会，有利于近代观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留学日本教育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这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一、清政府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原因及政策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清政府开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所派留学生的目的地是欧美，但由于多种原因，留美幼童大多未能完成学业。1901年，伴随着新政的实施，在列强和地方督抚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在没有确定留学政策的前提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此以前，清政府就有过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历史。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13名留学生赴日。他们是清朝驻日公使馆为培养使馆业务翻译而派出的“使馆学生”，而非清政府有计划派遣。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的施行，教育的改革特别是留学教育的放开，有更多的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究其原因，一则是清政府缺乏熟悉时务的人才；二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在危急关头的被迫选择。所谓被迫，可以说是列强和地方督抚两方面的压力使然。就列强来说，早在1900年7月前后，德、美等国提出清廷必须改组政府，以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改组政府急需之人才只有通过派留学生方能办到。至于地方督抚，他们只有迎合列强之意而作出反应，当然更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大町桂月在《太阳》杂志（1902年11月5日）上写道：“中国的急务在发展教育，而教育上的急务在派遣海外留学生”。[1]2就救亡而言，《云南杂志》中有这么一段话：“欲不使金碧山川黯然默然，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赖夫游学。”[2]119由此可见，派遣留学生已经势在必行，关于派赴哪个国家，清政府上下一致主张以日本为宜。龙源期刊网但是，日本一贯是留学生输出国，清政府为何要向其派出留学生呢？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写道：“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3]263张之洞言之凿凿，但也暗含深意。首先，这是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潮流，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可使清廷免去留学生被西学同化的顾虑；其次，清政府也有自身的打算，留学生在欧美比在日本更难控制。张之洞的“去华近，易考察”正反映了清政府的顾虑。就清政府而言，派遣留学生是想培养熟悉时务的人才，以挽救危亡。因此，清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学部来管理留学事务，先后由管学大臣和学务大臣来考察和监督学生。在学科方面，清政府一改重视理工科的先例，转而把重点放在法律、军事、教育、警察等方面。其中又以军事和法政为重中之重。此外，还增加了留学日本的限制条件，1906年3月13日传达的《限制游学办法》规定：“必须国学与中文具优，年在25岁以上”的人方准留学。25岁以上的成年人已经深受传统伦理纲常熏陶，较难忘本。由此可知，留学本已是较难之事，加上资格限制，官费留学从一开始就如作茧自缚。清政府对官费留学虽限定资格，但也采取奖励政策加以鼓励。有数字统计：留学人数“从1902年的四五百名，1903年一千名左右，到了1906年，有谓竟达一二万名之多。”[1]2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这是奖励留学生有定章之始，也成为此后制定各种奖励规章的蓝本。具体办法是“由日本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取得优等文凭者，叙给拔贡出身，分别录用；由日本文部省所管辖高等各学堂及程度相同的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取得优等文凭者，叙给进士出身，分别录用；由日本国家大学堂或程度相当的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取得学士文凭者，叙给翰林出身；有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获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由文部大臣所批准的私立学堂毕业者，也视其所学程度，酌情给举人出身或拔贡出身。”[3]2有了这一奖励政策，留学生较之以前如潮水般涌向日本。其实，留学生的目的也各有不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而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4]363不同的留学目标也预示着他们的留学生涯及未来人生走向必然出现巨大差异。二、日本政府对中国官派留学生的态度及学业安排中国积极派留学生到日本，日本方面亦表现出很大兴趣。日本学者大町桂月就曾在报刊上写到：“近年（中国）派遣学生来向昔日的弟子问道求益，真不愧大国风度。”[1]2同时，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日本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文部省还对此特别关照，要求给予中国留日学生极高礼遇，同时向中国留学生灌输改革精神，采取最科学的教育法。但留学日本，亦如上田万年所说，“最先虽或我国公使领事劝诱所致”[1]25，表明日本对这一问题早已包藏祸心。对于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本政府一改过去对华强硬嘴脸，以此消弭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确保其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日本借此机会培植中国官费留学生的亲日感情，并安插亲龙源期刊网日代理人。正如矢野文雄所说：“是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留学生散布于古老帝国。其习武者，日后不仅仿效日本军制，军用器材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其习自然科学者，必将吸收日本的技术，与日本发生密切的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其习法政者，定将日本的政治制度崇拜之至，将以日本为楷模，为将来改革的准则”[5]8。日本对中国官费留日学生的态度直接导致其学业安排存在极大问题。1908年清政府学部报告指出：“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如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6]264。该报告反映了留日中国学生课程学习的两个特点。首先，学科的内容是普通科。乍一看觉得普通学科涉及范围较广，但是这些学科并不属预备教育。预备教育是进入高等专门学校的前提，所以学了这些普通学科的中国留学生无法继续深造，学到的知识只是皮毛而已。不仅如此，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修习的普通学科在中国也可以施教，结果舍近求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是极大的浪费。中国吃了亏，却得感激日本，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其次，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不合教育循序渐进之规律。速成教育所在学校只是中等学校，学习时间一般长则3年，短则半年或数月。有些工厂的技校也有两、三个月的培训班，学完某一工艺流程，就发毕业证书。此种教育在当时被讥讽为“学店”“学商”，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速成的特征。这里面固然有清政府急需人才的原因，同时与清政府不恰当地把留日教育作为推行普及教育的手段有关。同时，“速成”的内容，在日本也变了味，速成的是明治初年的教育。这种过时的教育对于清政府来说，虽较中国当时的教育先进，但还是落后。速成教育使留学生学得既肤浅，对知识掌握得也不好，这些弊端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多而越发突显。留学生中有很多人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好逸恶劳，成绩更是不如人意。1906年4月清政府学部奏定举行留学毕业考试，参加考试的有1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留日毕业生，但留日学生的成绩全部不及格，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毕业生。同时，这种速成教育也带来了比较恶劣的影响，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留日学生应接受正规教育。吴汝伦曾言：“普遍教育，固属必要，然专门教育尤重”，清政府所需的人才不是“精求学理，而在实际应用。”[1]59这时清政府也觉察到了速成教育的局限，试图挽回这一局面。1906年，清政府开始严格限制留学人员的资格，规定必须具有中等以上学历，会日语者方可留学日本，停止速成留学。[6]527积极发展新式教育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为此，清政府“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7]201。但是，在学业安排方面，日本的安排和清政府的需要有矛盾，严重影响了官费留学生的学业水平，普通科和速成科培养出来的学生根本无法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三、官费学生留学日本的后果龙源期刊网清政府开展官费学生留日，虽然得到了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经济人才，但也产生了一些清政府不想看到的后果，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一方面，清末留学教育中涌现了大量的女留学生。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一些女留学生，其初衷并非为了解放家庭，塑造一批独立的“新女性”，而仅仅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和一些私塾教师罢了。但是，女子留学教育则引起了“家庭革命”。所谓“家庭革命”，就是妇女要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禁锢、限制和奴役，走上政治变革的道路，获得幸福、才智和权利。“家庭革命”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家庭由“三纲五常”的专制礼仪维持。当家庭发生变化时，纲常首当其冲。冲决纲常罗网的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家庭关系，这是对传统的否定，更是清政府未能想到的。“家庭革命”为纲常所缚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开辟了途径，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官费留日学生中出现了较多的立宪党人，后期则以革命党人居多，两者相较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成为清政府的叛逆者。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8]210由于清廷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培养了新兴的社会阶层力量，使原有的社会阶级基础逐渐解体。但是新兴的社会阶层力量由于自身的问题，也并未成为清政府新的统治基础，反而日益走向其对立面。由此，使得清政府陷入孤立的境地，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立宪派后来成为争取立宪运动的主力。在清末各地立宪运动中产生的咨议局的正副议长中，有近四成曾经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这些人掌握着当时全国14个省咨议局的领导权。像湖北省议长汤化龙、四川省议长蒲殿俊，还有浙江省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等都是留日学生。而革命党人的佼佼者，如邹容、陈天华、刘揆一、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也都是留日学生。不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自愿做西学的传播者。当时较为有名的有1900年秦力山主办的《国民报》、1900年郑贯一主办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以及1900年杨廷栋主办的《湖北学生界》。正如他们所愿，这些刊物起了启蒙作用。同时，留日学生创建团体如同盟会、保皇会，积极奔走呼号，以图救国救民。留日学生通过报刊等方式引进宣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些新思想的传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破旧立新，建立了许多新兴学科。这些新学科有社会学、政治学等，使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综合素养的提高得到保障，有利于民众近代观念的形成。综上所述，清政府开展官费留学日本教育，有利于发展近代教育，是推动近代化的进步之举。但是为了把留学生培养成自己的顺民，清政府对官费留日学生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日本则为了培植亲日代理人，欢迎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并对所学学科做出限制，这极大地制约了官费留学日本教育的成效。但是，官费留日教育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清政府始料未及的结果，最终致使改革成为自身灭亡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