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美术回顾

佛教美术回顾整个来说20世纪是中国美术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即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所谓转型期。而转型期的中心问题之一是中外美术关系问题。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东西方文化开始相互影响，这是世界历史最有意义的事件。西方向东方的传播及影响已被公认，但是西方向东方的学习却总在忽略之列，例如18世纪欧洲艺术对中国风格的摹仿、以及启蒙运动人物的思想受到孔子影响的等等情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季羡林所说：“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二次：一次是佛教传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也是我们对中外美术交流史两个最重要的阶段的基本认识与划分。这样的划分足以能引起我们对他们的浓厚兴趣。对佛教美术的研究是许多美术史家如前辈学者王子云、史岩金维诺、考古学家闫文儒、宿白，以及在各地从事石窟艺术保管和研究的专家花费巨大精力与心血长期关注的课题。是他们的成果和智慧结晶引导我们逐渐对自印度传来的佛教艺术，中经巴米扬石窟、我国新疆的于阗、克孜尔石窟、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石窟直至云冈、龙门等著名佛教艺术遗迹的来龙去脉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系统认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佛教美术打下了重要基础和准备了良好条件。对佛教美术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现在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哪些具体的佛教美术问题而从整体上、从佛教美术与近代西方美术输入的关系上对佛教美术做一点回顾和反思。佛教美术佛教美术是伴随佛教活动的美术。它根据佛教的思想信仰，服从佛教特有的偶像崇拜和礼仪上的要求，应教化活动或集团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它具有佛教的意义、内容、用途、机能，涉及美术的各部门。具体地说，在建筑上主要是塔和伽蓝，在雕塑上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及诸天像，绘画上主要是佛、菩萨等单个形象和说法图及各种佛传、本生、变相、曼荼罗、故事画；工艺美术上主要是各种佛具。伽蓝是“僧伽蓝摩”的简称，意译“众园”，音兼意译“僧园”，原指修建僧舍的基地，转而为包括土地、建筑物在内的寺院的总称。最早，佛教是不关心造型艺术的实践性宗教。佛祖释迦牟尼涅（公元前486或前473）后，在俗信者中盛行对释迦遗物的崇拜，特别是对收藏佛的舍利的堵波（佛塔）的崇拜，以至佛教徒以佛塔的营建和装饰美化为中心，开始了造型活动。佛教建筑初期为木构，不久开始使用石构,永久性的佛教石窟从公元前2世纪普遍化。但是，当时绝对不表现释迦佛的形象。初期的雕塑和绘画以法座、法轮、佛足印作为释迦佛事迹的象征，并且只采取本生图、佛传图的形式。佛像的出现始见于1世纪末叶的犍陀罗或马图拉。以后造像急速发展，佛像以外，还大量制作菩萨以下诸尊像，以至确立佛教的偶像崇拜性格。另一方面依然还盛行佛塔的崇拜。因此佛塔和佛像一起随着佛教的传播，遍布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及几乎所有东方国家，成为佛教造型活动的中心。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佛教美术体系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体系: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传往斯里兰卡、东南亚所谓南传佛教诸国及中国傣族地区的美术，大体上属于这一体系。即使在北传佛教系统的中亚、中国、朝鲜、日本，这种以佛塔和释迦像为主的美术，在早期仍占主流,只是以后才与第2体系并行发展。②以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像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它除了在北传佛教诸国取得充分发展外，还传播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的一支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又传播到中国北部和东北部。这样，随佛教而传播的佛教美术，成为东方古代美术的主流。佛教美术分类如按照内容粗略分类，有显教美术和密教美术、大乘美术和小乘美术之区别，但一般不太使用显教美术、小乘美术之词。显教美术用于统称除密教美术外的全部佛教美术。小乘美术大体上相当前述的第1体系，指斯里兰卡以东的南传佛教诸国的美术,及北传佛教诸国的前期美术。南传佛教诸国的小乘美术，大多分别融入印度教及各国原始宗教的因素。对此，大乘美术与大乘思想的发展相呼应，主要属于第2体系,特别盛行于中国和日本，到后期还分化为净土教美术、法华经美术、禅宗美术。在日本还与神道思想融合，发展为本地垂迹美术。密教美术在思想上是大乘美术的一种。密教中在咒术式修法时，不可缺少作为本尊的诸尊图像、曼荼罗，因此增加诸尊的种类，并大量制作以多面多臂的异样尊形、怒发、手持武器的忿怒相等密教特有的图像，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更加复杂化。同系统的喇嘛教美术，作为强调变态形式的特异美术受到注目。佛教美术的题材由于佛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虚构出来的，有的人和事虽系印度历史上所实有，但也不同程度地被夸张和神化了；同一人物和故事，在各种佛经上的记述互不相同；不同的教派对于同一名称的崇拜偶像，往往有不同构思；更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政治及其他宗教、审美风尚的影响，形象上发生的变化尤为显著；还因艺术流派、作者风格的差异，导致佛教题材的复杂性。从中国的佛教美术看，其题材可分为13类：①佛像：佛是佛教徒对其教主释迦牟尼的尊称。但因为佛教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都有一佛主持教化,于是便有无数的佛。如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二佛、三身佛、五方佛。佛像的手印，是区别佛的各种情态、分辨各种不同名号的佛的重要标志。②菩萨像:菩萨原系释迦牟尼未成佛时的称号,后在佛经中称与佛共弘教化的人，也泛称印度宣扬佛法、建立宗派的高僧。主要菩萨有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弥勒、地藏等，形象大都为青年女性。③明王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忿怒像。明王像一般多臂，手持各种法器。常见的有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明王、六足尊、金刚药叉、孔雀明王等。④罗汉像：罗汉是小乘教所修最高果位。常见的罗汉像有迦叶、阿难、十大弟子、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形象一如现实的僧人。⑤高僧像：高僧是对佛教史上德高望重僧人的尊称，如达摩、玄奘、慧能、鉴真、洪、宗喀巴等。⑥天龙八部像:天龙八部是释迦牟尼佛的护卫,即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⑦佛传图：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一般有白象入胎、逾城出家、成道、说法、涅、八王分舍利等情节。⑧本生图：表现佛前生事迹，常见的有以身贸鸽、舍身饲虎、以儿女施婆罗门、啖子、九色鹿王等。⑨佛经变相：将佛经内容图像化。主要有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维摩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⑩佛教故事图：根据佛教史籍中的轶事、佳话雕绘而成，如汉武帝获金人、五百强盗成佛、达摩渡江、面壁、慧可断臂、二祖调心、药山李翱问答、八高僧故实等。水陆画：佛教举行法会时悬挂的条幅式绘画。其中有时杂有道教形象和少数儒士像。杂画：于佛教经、论、史传无考的佛教绘画。如扫象图或洗象图、醉僧图、讲经图、听法图、参禅图、逃禅图、礼佛图等。它还包括描绘佛教圣地名刹的仙寺图之类。供养人像：供养人即捐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他们常将自己的形象以雕塑和绘画的形式表现在佛坛前面或窟门、殿的两侧。中国佛教美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至晚在公元2世纪已传入中国却是无疑的。至于中国何时始有佛像，亦尚无定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发现的佛像图像曾引起人们的兴趣，但不足以确证是东汉遗物。较为可靠的佛像，以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最早。佛教和佛教美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4条:①从丝绸之路（经今天的新疆）而入；②从南洋以海路而入；③从尼泊尔到西藏；④从缅甸到云南。其中，丝绸之路应是主要途径。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它持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受佛教影响的国家，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美术的故乡──印度。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孜尔石窟可能开凿于3世纪或更早,为中国最早的石窟，但早期实物已无存。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以甘肃的莫高窟为代表。莫高窟在吸收外来艺术营养，并发展中国艺术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大部分石窟以它为起点，散布于全国。其他驰名世界的重要石窟有（以开凿时间先后为序）：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大足石窟、剑川石窟等。石窟艺术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到中国后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脱离印度和犍陀罗的影响，创立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独立体系，呈现形式和内容丰富多采的景象。中国的佛教美术，还包括除石窟以外的其他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和隋唐美术的主要内容，并对朝鲜和日本等东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佛教传入，首先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戴逵和顾恺之的创作表明佛教艺术逐渐世俗化和中国化了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其次，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且不说各种域外风光及世俗民情使人耳目一新，单就题材而言，就新添了变相画、经变画、供养人画等品种。这种经变、变相的创作，至唐而臻于极致，出现了吴道子、张孝师、卢伽、杨庭光、王韶应、皇甫轸、范长寿、陈静眼、杨仙乔、尹琳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大师。他们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品，遍布于大唐帝国的都市胜刹，甚至于乡村梵宇，教化了无数的民众。《唐画断》即谓吴道子画“地狱变”，“都人咸观之，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而佛教中的人物造像，更是琳琅满目。姿态各异的佛、菩萨、罗汉的塑像和画像，无不引起清信士女对佛国清净世界的向往。至今在许许多多信徒家的神台之上，大都供奉着眉清目秀的观音或身宽体胖的弥勒像。可见即便在现代社会，佛教美术依然是民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士大夫而言，随着禅宗的兴起，由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开创的文人写意画，历宋元明清迄于现代，名家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无不洋溢着禅意禅趣。再次，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创制，其所绘人物衣服紧窄，后人誉为“曹衣出水”。张家样由梁张僧繇创立，其特点是骨气奇伟，运笔时把书法艺术的点、曳、斫、拂诸笔融会贯通，形成明快、潇洒的简淡风格。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因“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予线条的表现力以新的内涵，颇受大众欢迎。周家样是唐周昉所创，其特点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绘妇女形象以丰厚为体，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影响后世甚大。与此同时，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就图案制作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变化不大，多是传统的云气纹、云山纹、龙纹及其它常见的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则罕见。佛教传入之后，图案样式大大丰富，出现了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字纹等，尤以莲花纹和佛光的大量运用，更增强了宗教艺术的表现力。就构图而言，先秦两汉时仅是平列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