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民主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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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民主”迷信*[文/史天健玛雅]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可能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理想。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我们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一、超过80%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玛雅: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由一个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迁。相应的,人的观念形态也出现了大的转变。这些变化,近年来一直备受国外学界、政界的关注。你在美国执教多年,主要研究中国政治,能否从海外观察的视角谈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史天健:民主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2002年。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学界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讲的是由于苏东的倒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集权专制之间的争论,以民主的胜利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外交》季刊一位编辑在1994年有一个访谈,对这个所谓的历史终结,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光耀认为,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明显的不同,而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政体和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个谈话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中国国内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没有什么不同?第二,如果有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第三,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民主发展有没有影响?第四,亚洲国家可不可以发展民主?玛雅:这场争论有什么结果?你个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史天健:到目前为止,双方的争论主要是用理论推导来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有些人讲,民主是普世价值,中国人当然要民主。也有人讲,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可能是和西方文化不一样,可能是对亚洲的民主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即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能够导致文化的变迁,亚洲文化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西方文化逐渐趋同,而文化的变迁最终将会导致亚洲的民主化。究竟亚洲人对民主的认同和其他国家的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亚洲的民主价值观理论有没有根据?2002年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叫做“人的现代化”,当中有一些关于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奇特的现象。我们问中国老百姓,下面这些说法哪一个符合你的看法: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治体制好;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政府比民主的政府要好;民主体制也好,专制体制也好,两者都一样?回答的结果是,超过80%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而且从平均数来看,在被调查的亚洲5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中,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民主的认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玛雅:这是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史天健:如果研究只做到这儿,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这样的研究并不严谨,留下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因为这样的研究,只了解到人民对民主的需求,而没有了解“民主的供给”,就是大家认为民主好,那现在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民主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设计了另一个问题:如果1代表完全不民主,10代表完全民主,你认为你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民主发展的程度怎么样?我们问了1987、1995和2002年这三个不同时间中国大陆的民主程度,发现1987年的时候,平均数是三点几;到了1995年,平均数变成五点几了;而到了2002年,平均数就变成七点几了。从这个回答中我们发现,中国老百姓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民主的供给相当高。在亚洲5国和2个地区中排第二。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差距。看一下民主的供求差距,我们发现,中国大陆的民主供给和民主需求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台湾,人们觉得民主的供给超过了需求,民主太多了。玛雅: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没有经历过西方民主,不知道什么是程序民主?史天健:有人会说,你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作调查,老百姓对民主的概念和认知可能都是由于制度引起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民主,所以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但是如果制度变了,人民对民主的理解也会变的。换言之,是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得出的调查结果,是由于制度不民主造成的。到底制度原因能不能成立呢?因为我们在台湾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台湾的数据和大陆的数据进行比较,来寻求答案。台湾从1987年开始发展民主,到2002年已经15年,时间不算短了,如果两地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类似,那就不能把原因归于政治制度。比较的结果显示,台湾人对于民主的认知和大陆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不到14%的人认为民主是选举、制衡。有将近五成的人把民主定义为自由平等。同时,有33.7%的人回答,民主是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在讲到民主的时候,也是孔孟的民本思想。什么叫民主?政府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的理解。玛雅:少数认为程序重要的人,是对程序民主有所了解?史天健:这个跟受教育程度有关。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相对来说,偏向于程序民主;而教育程度低的人,要的是实质民主。玛雅:前面你谈到,台湾人认为,台湾的民主供给大于他们的需求。这也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史天健: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老百姓要的是实质民主,你给的是程序民主,老百姓还是会认为你不民主。台湾人觉得台湾民主太多了,是因为他想要的,在台湾的制度设计中并没有得到,所以给他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尽管台湾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是一再爆出贪污腐败的事情,没有好好地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当然不满意。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政治文化——老百姓所向往的民主,或者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情形,这会影响推进民主的过程。第二个,如果执政者对人民的“赋权”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民主,人民还是不会满意,还会不断地回来找实质民主。玛雅:从以上调查分析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史天健:结论有几点:第一,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可能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理想。第二,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第三,对于政府和政治学者来讲,这就构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第四,如果知识精英对于民主的需求与人民的要求不一样,到底应该先满足人民的要求,还是知识精英的理想?玛雅:从对政府的监督来看,你认为是程序民主效果更好,还是实质民主效果更好?史天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断言,程序民主就一定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学的假定,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在政治上生存下去是他的最高原则,他必须在某个位置上待下去。如果是程序民主,他只要四年一次去证明自己;但是在一个实质民主的国家,对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领导人只要有一个行为犯了众怒,他就有可能失去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所以,到底是程序民主更好,还是实质民主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争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做实证调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老百姓要的是实质民主,怎么才能用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或者说,在领导人没有做到实质民主,作出的决策老百姓不满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渠道可以表达。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御史,望风闻奏,就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制度设计。我们国家未来即使要发展选举,我们的选举可能和别人的也不一样。因此,今后改革的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政治文化的影响,并试图与之兼容。目前我们的协商式民主,或是其他一些实验,都是在试图探索出自己的道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设计出第三条路来,因为我们要有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但是单单靠选举,并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这是我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预期。当然,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未来会怎么做,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二、美国人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感到悲观玛雅:据说你们的调查数据和结果在美国发表挺困难的,为什么?史天健:这里面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让大部分西方人接受我们的有些调查结果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很多西方学者无法想象,居然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糟糕。特别是我们报告说,中国老百姓认为中国的民主供给相当高,对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度也很高。他在评审我们文章的时候,说“这个结果听着不对”,就把你的文章枪毙掉了。这其实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报告的是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挑战我的方法,但不能以“听着不对”的理由来否决论文。但他就这么做,你有什么办法。玛雅:实证研究的结果他都不信,可见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很有限。史天健: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念很不同。比如在衡量利益的时候,中国人不像美国人,完全是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很多时候是以群体为单位。举个例子,1998年,美国学界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中国的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成功不了,因为最艰难的攻坚战是国企改革,几千万人得下岗,他觉得你不可能做到。现在这件事完成了,没有任何人再怀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百姓闹事,2004、2005、2006那几年,群体性事件每年多达8万起。于是很多美国研究者都说,中国要乱了。但是两三千万人下岗,只有8万起事件,你说这是共产党的成功,还是失败?我说当然是成功。为什么几千万人下岗,只有几万起事件?我们去调查,问那些下岗工人,你觉得应该不应该下岗?他说应该,这是国家的需要。那么你呢?我是受害者。很多人的回答都是,我是受害者,但这是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逻辑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不是傻子,就是不敢说实话。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次汶川地震就能看出,我们的人民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原来大家都认为,现在的人都是为自己的,以前我在北京时就知道,最难办的事就是组织大家献血。每次工厂组织献血,就跟要杀人似的,因为中国人觉得,抽他的血,就跟要他的命一样,身体就毁了。可是你看这一次,北京的血库,献血排大队,而且根本用不了那么多。这就是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西方叫做civicorientation,就是所谓公民意识。西方人说,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但社会上的人,特别是精英,要具有公民意识,这样民主制度才能正常运转。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有集体主义思想,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人不能太自私自利,考虑问题,处理各种关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当然这当中永远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考虑不考虑个人利益?绝对考虑。但是不是完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其实不是。经过这次地震,很多中国人认识到,集体主义是我们的优势,而不再是简单地说非黑即白,个人主义就好,集体主义就坏。那么,怎么能把集体主义精神在我们未来的制度设计中,或者在民主化过程中,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发挥出来?这个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玛雅:美国人现在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怎么看?苏联解体时,他们一片欢呼,说快了,下一个就是中国。现在他们不这么乐观了吧?史天健:美国人的看法并不全都一样。有些人很悲观,对他们来说,不但下一个就是中国的预言实现不了,而且中国将来可能是另一个新加坡。这个“新加坡”会很麻烦,因为它会有示范效应。政治最怕的就是有其他选择。只要存在一个可能替代现行制度的选择,人民就会想,是不是换一个制度对我们更好?苏联倒台后,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福山,endofhistory(历史的终结)。他的主要观点就是没有其他选择了,就民主这一条路了。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没有发展西方式的民主,不但经济慢慢起来了,而且活得比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还好,发展还快,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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