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意识结构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各种挑战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萨顿:新人文主义者的立场科学技术革命与环境文化科学技术革命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保持科学、技术和人类价值之间的必要张力“社会趋同论”及其他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自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没有一个事件像它(科学技术革命)那样里里外外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冒险。我们在技术时代生活了刚刚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才获得充分的统治地位。这一统治现在正增强到其无法预见的地步。迄今为止,我们只不过部分地认识到这惊人的后果。”“惊人的后果”恰恰被本杰明·尼尔森概括的当前正在进行的“六个革命”所言中,即科学技术的革命、时空观念的革命、理性观念及量度单位的革命、社会形态的革命、个人与社会价值体系的革命以及意念与需求的革命;其实质直指科技革命中人类价值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应战,其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人类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内涵,颠覆了人类的基本信仰和理想。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22世纪的艺术博物馆》:一群方头方脑、头顶上述着天线的机器人在观看雕塑“思想者”——一个保持了罗丹雕塑名作“思想者”姿势,却同样是个方头方脑的机器人形象,罗丹的原作——那个沉思人类精神之奥秘的思想者,已经躺在角落的一个垃圾桶里。科学和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并且把这个领域中一切曾经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初的和最伟大的冲击之一就是把一切精灵、鬼魂和上帝逐出了自然界。马克思曾经分析说:“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当中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都要糟糕。”“牛顿还把‘第一推动’留给上帝,但是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太阳系进行别的任何干预……”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自然科学从自然界逐出的绝不仅仅诸位神诋,同时也将“目的因”逐出了自然,将自然简化为纯粹的客体和对象,导致了世界的“物质化”或“世俗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科技革命在自然界和人类的精神世界之间造就了一个巨大的鸿沟。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世俗化打开了通向现代科技社会的大门,但却滋生了拜物教意识形态、宿命论,形成了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概括说:“人是这样一些原因的产物,这些原因不能预知其所产生的结果;人的起源、希冀、爱和信仰,都只不过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结果;……所有年龄的劳动者、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以及所有人类天才如日中天般地辉煌,都注定将随着太阳系的消亡而灰飞烟灭……”后现代状态与精神荒原:干什么都行,一切都无所谓,一切的一切都无意义;同情心、仁爱心和敬畏感“缺席”,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感怀的人和事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战争年代被滥用做杀人武器,在和平年代又被滥用来满足纯粹的物质享受,人的尊严和存在的意义因此而黯然失色。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马尔库塞指出:当代社会正在动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机器,以无孔不入的广告等手段,把不属于人的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的要求”强加给人们。当人们有了二喇叭收音机后,就刺激人们去购买四喇叭,有了四喇叭之后,又引诱人们去占有六喇叭,有了六喇叭之后,还会想出新的花样,使人们去追求更新型的。“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这变成了它的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结果是把人们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引出的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观,其直接的后果是对自然界的奴役和征服。既然自然已经被“祛魅”,既然消费是人的唯一目的,自然界除了可以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之外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别的价值,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加速对自然界的掠夺和消耗。卡夫卡的《变形虫》:一个小职员因生活的挤压和扭曲变成为一只甲虫。荒诞的故事道出的却是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真实心态:无限制地追求消费、无限制的生活竞争、无限制的信息冲击,人的肉体和精神都紧张到了极点,综合神经官能症、眩晕症和抑郁症等“现代”疾病频频发生,非理性和暴力行为泛滥,现代人已经完全成为自己的异类:何尝不欢想自己能有像甲虫那样的硬壳来保护自己弱小的精神心灵呢?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把人际交往中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彻底撕破了,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流行的社会中,人际交往已经退化为一种纯粹功利的行为,这种交往本身已经不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圈子因此而越来越小,人际间的心理距离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而越来越远。加缪的《局外人》:个体在现代社会的荒诞处境。主人公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母亲的去世、对自己的女友全都缺乏真正情感上的兴趣,只是为了报酬、为了应付社会习俗、为了满足肉体欲望而机械地与这一切打交道,最后竟莫名其妙地杀了人,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辩护的可能性,在歇斯底里中暴露出自己对生命存在与否的无动于衷。生命不再有意义,还有什么有意义可言呢?王蒙的《狐仙》:人对自己所创造出的一切庞然大物的无奈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的挑战世界已经被科技革命的成果世俗化,世界本身的意义已经丧失,找回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张扬人类个体本身的价值,寻找“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终极追求迅速升级为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绝望的嘶喊。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加缪描绘了这样一个英雄:一个把一块大石头推向注定不可能到达的山顶的英雄,英雄所作的事情本身毫无意义,但加缪却把这种荒诞的勇气本身是为价值所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终极追求:要么接受科学,承认世俗化,从而把终极价值归结到“自我”;要么反对科学。知识边缘化:知识界的逻辑分析迟迟得不出令人满意的意义求解,社会大众开始淡漠来自知识界的训导而去追随那些所谓的终极智慧和理想;同时,摇滚乐、致幻剂和非主流宗教等作为精神生活的代用品开始大型其道。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C.P.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一1980)在剑桥大学里德讲座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说,引起强烈的反响。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二者之间,很难沟通,有着很深的鸿沟,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他们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在情感方面也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二十世纪以来,两种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倾向于只站在各自的视角思考问题,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两种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正在给人类社会造成损失。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当今“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这两个集团之间,“智能可以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相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流,无论是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都很少有共同性,以至于从柏灵顿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所在地)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区)就象是横渡了一个海洋。”人文学家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当大诗人T.S.艾略特鼓吹着复兴诗剧、倡言“新古典主义”的时候,极负盛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却在自信而充满激情地宣布“这是科学的英雄时代!”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它们之间之所以划出鸿沟,原因不外是:两者都只是从自身所处群体的位置、而不能自觉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思维与眼光的拒绝转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结构并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取向。两种文化的分裂意味着人的智能的不同表现,进而引发人群之间在看待事物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是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人性上的欠缺,即科学家缺乏人文情怀,而人文知识分子缺乏科学意识;另一是两类知识分子集团间的分裂,这种人群间的分裂是当今世界诸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当今世界正在走向极端危险的境地,其危险来源,首先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其次是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和全球人口膨胀。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一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1992年4月3日,当搁置几十年的长江三峡工程计划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时,投赞成票的大多为水电系统的工程专家,他们对这一工程的技术可行性、环境安全性充满自信,而占总代表数三分之一投反对票者,则大多为人文领域知识分子。效率与公平;短期效果和长远利益;财富增长与社会良心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文化的分裂、人群的对立及世界危机的孕育,都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当科学技术飞速向前发展时,不仅人文知识分子没有消除对科学的误会(如主张“不要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科技知识分子也没有树立对科学的合理态度、有意无意淡漠了人文关怀。两种文化的分裂,其缘由并非出自科学发展本身,而是出自人们在理解、控制和利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谬。当人们以功利之心、一味陶醉于科学的结果时,科学中本来应有的怀疑和质问一切的精神,已经被无知地撇在了一边,这一科学主义的偏颇态度虽然近些年来在西方世界已屡遭批判,但它并没有真正丧失市场。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不能没有科学,因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科学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科学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科学,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只能作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重兴科学精神,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合作。1963年,斯诺针对“两种文化”的困境提出“第三种文化”的解决方案,即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相互理解并展开直接而融洽的交流。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伦理学委员会。1991年,美国作家约翰·布鲁克曼面对“两种文化”融通的困境,提出让科技专家绕开人文知识分子直接与公众交流。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斯诺:物理学家、小说家,战时政府科技活动组织者。《新人》讲述二战期间英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参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故事,书充满了对于人生、职业、权力、科学以及社会对科学成果之应用的思考。爱因斯坦: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本真意义的科学活动除了具有美学价值外,还具有道德上的非中立性,“科学活动本身的核心之中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要素。寻求真理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冲动,至少包含着道德冲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指出,“只有科学技术能够告诉我们事实和从事一定活动时应预见的后果。而只要讨论有关规范的问题,就离不开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由于各学科间的分工,这两个门类的知识都无力单独解决全部领域的问题。”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萨顿:新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如果我们想过一种美好的和高尚的生活,那么尽管科学的本质是革命性的,或者说正因为它是革命的,我们就决不可能和过去决裂。……我们必须保证那些优良的、高尚的传统得到保护和发扬,这绝非容易,但却必须做到。”为什么这样的任务如此艰巨?“只不过是因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